老子是中国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由他开创的道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支,他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不仅是道家哲学的经典,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瑰宝,对后世道家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老子哲学较早进行了形而上的探索,确立“道”作为最高哲学范畴,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颇具特色的形而上学。在老子哲学中,“道”不仅仅是宇宙论的范畴,更是一个存在论范畴,“道”贯通了宇宙论与存在论,打通了形上之无与形下之有。

老子洞察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积累的弊端,尤其是深切感受晚周礼乐文明的崩塌,这些促使老子哲学必然以批判为主题。他深刻地反思了礼乐文明的繁荣中隐藏着人性的失落与异化,进而怀疑并批判了知识的价值,因而采取了“绝智弃辩”之类的极端批判之词,这些需要现代人的理性分析与辩证解读,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否认这种批判哲学的价值。

老子哲学对人性修养提出了一些重要主张,反对人类沦为物的奴隶,主张人应理性节制欲望,为精神减负,通达宇宙万物的生存之道,从而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长久发展。庄子哲学进一步探讨了人的精神自由以及天人合一境界,后世道教则对人性修养提出更为详细具体的戒规,皆以不争、节俭、崇善、“报怨以德”等为核心,主张过一种自然质朴的生活,这些思想无不肇始于老子哲学。

老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样影响深远。老子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对现实政治的混乱状况深有感受,尖锐地批判了统治者穷奢极欲的心态,主张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节制,倡导无为而治,反对过多地干涉,主张尊重老百姓的自主权利,从而保障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一思想对庄子以及黄老学派影响深远,黄老道家在汉初积极地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促成了汉初政治的清明与社会的安定。在当代政治实践中,海内外的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里根、潘基文等都表达了对老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极大兴趣,并主张将这些积极的古训贯彻到现实政治活动中去。

《道德经》一书在先秦已开始流传,历朝历代注疏不断。韩非是历史上最早注解《老子》的人,今有《解老》、《喻老》传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以及刘向《说老子》,可惜都已亡佚。流传下来的汉代《老子》注本最重要的当属河上公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以及严遵的《老子指归》,三国时期魏国的王弼注《老子》,影响深远,成为流传最广的老子版本之一。隋唐之后,老子注本日益增多,元朝张与材在杜道坚的《道德玄经原旨·序》中曰:“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现代学者丁巍搜集整理了二千五百年来中外老学典籍文献,仅汉语言体系的老学典籍就有2048种(163)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老子哲学在海外影响深远。大概从16世纪开始,西方人就开始将《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164) 据西方学者的统计,从1816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子》的西语译本超过了250个。(165)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成为仅次于《圣经》而被翻译成他国文字最多的经典。西方哲学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都曾论及老子及其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罗素、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166) ,尤其是海德格尔还曾一度与中国学者萧师毅一起尝试翻译老子。此外,他的一些著作中都曾引用《老子》(167) ,体现了对老子哲学的极大兴趣。

(1)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2) (清)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序》,载《道德经考异》卷首,《经训堂丛书》本。

(3) (清)崔述:《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录》,顾颉刚编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0—271页。

(4) (清)汪中:《老子考异》,载《述学·补遗》,扬州书局重刊本。

(5) 罗根泽:《历代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总成绩》(附:跋),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2—229页。刘笑敢:《关于老子考证的历史考查与分析》,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五卷·第四期,1995年。

(6) 王博:《张岱年先生谈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3页。

(7) 谭戒甫:《二老研究》,载《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74—477页。

(8) 张岱年:《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附识)》,载《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9)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41页。

(10) 刘笑敢:《关于老子考证的历史考查与分析》,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五卷·第四期,1995年。

(11) (清)姚鼐:《老子章义序》,载《惜抱轩诗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1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13) 钱穆认为“李耳”为“离耳”之转,于是老子变成了名耳字聃姓李氏,参见氏著《庄老通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1—22页。张扬明:《老子考证》,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第33—34页。陈景超:《老子新证》,香港:春秋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第31—32页。

(14)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57页。

(15) 古棣、周英:《老子通论》,载《老子通》(下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16) 孙以楷:《老子通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25页。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117页。李延良:《破译千古之谜——以民族学诠释老子的姓氏、身世与归宿》,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17) 张松辉:《老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5页。

(18) 李水海:《老子姓氏考辨》,载《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9) 陈广忠:《中国道家新论》,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29—31页。

(20) 刘庞生:《老子故里生地新考辨》,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21) 孙以楷:《老子通论》,第3—65页。

(22) 王振川、蒋门马:《老子庄子故里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8—35页。

(2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31页。

(24) 钱穆:《老子辨》(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9页。

(25) (清)毕沅:《老子道德经考异序》,载《道德经考异》卷首,经训堂丛书本。

(26) (清)汪中:《老子考异》,载《述学·补遗》,扬州书局重刊本。

(27) 周绍贤于此有分析,参见《老子要义》,台北:中华书局,1977年,第1—2页。

(28) (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四部备要本。

(29) 《庄子》中多次提及孔老相会,陈撄宁认为,孔老相见之事,是庄子的“重言”,孔老见面是实有其事,孔老问答之语,却是庄子借题目做文章,未必靠得住。参见《道教与养生》,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30) (汉)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四部备要本。

(31) 刘笑敢:《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50页。

(32) 唐兰:《老子时代新考》,载《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06页。

(33) 张岱年:《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载《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34) 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6页。

(35) 何炳棣:《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90—93页。

(3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载《三松堂全集》第8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37) 钱穆:《老子辨》(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28页。

(38) [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2—73页。

(39) 刘笑敢:《关于老子考证的历史考查与分析》,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五卷·第四期,1995年。

(40)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

(41) 素痴:《老子的年代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16页。

(42)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8页。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7—52页。张吉良:《老聃<老子>太史儋<道德经>》,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第1—3页。

(43) 新近研究有:聂中庆的《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宁镇疆的《<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刘晗的《<老子>文本与儒道关系演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44) 罗浩:《郭店<老子>对文中一些方法论问题》,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98—202页。

(45)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堪与析评引论》,第4、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0页。

(46) 丁四新:《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成型与定型——以出土简帛本为依据》,载《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

(47) 陈鼓应、白奚:《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48) 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页。

(49) 据整理者介绍,北大简《老子》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分别对应今本的《德经》和《道经》,参见韩巍的《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载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50)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51) 本书所引《老子》为王弼注四部备要本,以下只注书名与章。同时参考帛书、郭店楚简以及北大汉简《老子》,有重要的异文则稍作校正,并在正文或脚注里略加分析。

(52)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

(5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载《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3页。

(54) 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8—189页。

(55) 钱穆:《庄老通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56)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

(57) 萧萐父:《道家·隐者·思想异端》,载萧萐父、罗炽主编《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15页。

(58) 有学者指出,由于老聃是一位隐者,他的学术见解未能像儒、墨学派那样,及时得到传播,因此道家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一直未能成为世之“显学”。参见黄钊主编《道家思想史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页。熊铁基亦认为,老子时很难说有一个学派,他死后道家才逐渐形成。参见氏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59) 张松辉:《老子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60) 蒙文通认为杨朱之学源于列子,是北方道家的代表人物。参见《杨朱学派考》,载《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243—267页。

(6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62) 关于文子及其与道家流派关系的新近研究,可参看葛刚岩的《<文子>成书及其思想》,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张丰乾的《出土文献与文子公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63) 将老庄合称,大概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刘安组织人编撰的《淮南子》,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已将老子庄子并称,而《淮南子·要略》则明确提出“考验乎老庄之术”。

(64) 文达三:《老子新探》,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43页。

(65) 陈榴:《“道”字初义与老子哲学思想的渊源》,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6期。

(66)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8页。

(67) 杜尔未:《庄子宗教与神话》,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5页;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60—166页。

(6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第27页。

(69) 刘笑敢:《老子之道:关于世界之统一性的解释》,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5页。

(70)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页。

(7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载《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72)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68—170页。

(7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87页。

(7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载《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9页。

(7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90页。

(76) 值得指出来的是,我们诠释“道”的两个方面,并非就是老子最初所设想的两方面,“存在论”与“宇宙生成论”的“两方面”之说主要是基于现代哲学的研究框架与方法,正如刘笑敢所说,在老子的时代,古代圣哲们还没有认识到要区分实然与应然,也不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参见《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201页。

(77) “周行而不殆”一句,通行本皆有,丁四新认为“非原本必有,简帛本可以为证”。参见《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但北大汉简《老子》有此句,作“偏(遍)行而不殆”,参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今从帛书及郭店楚简本。

(78)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79)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8—229页。

(80) 以下所引《老子》通行本,均仅括注章名。

(81) 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执今之道”,王弼本等通行本、北大汉简本均作“执古之道”。(www.daowen.com)

(82) 通行本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句,疑羼误,故省。

(83) 通行本的“生于无”为“有生于无”,今从郭店简本。

(84)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37页。

(85)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86) 诸家争议可参看丁四新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5—247页。今从郭店楚简《老子》。

(87)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68—169页。

(88) 通行本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疑窜入,今据帛书删。详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70—374页。

(89) 叶秀山认为,从母体生长出来的是一个“婴儿”,还不是“孩童”。“婴儿”已是“人”,但你不能问“是”“什么”“人”?“婴儿”“是”,但却“不是”“什么”。“婴儿”是“人”之“朴”、“人”之“本”、“人”之“根”,以后的“‘什么’人”,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参见《我读<老子>的一些感想》,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7页。

(90) 丧失本原在《老子》中表述为“大道废”、“失道”、“不道”等。

(91) 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5页。

(92) 李杜认为,造成此种误解,原因之一便是“为老子说道的一些抽象词语所困惑,而不辨别此为第二层次的抽象话,而即把它们实体化作为说道的第一义”。参见《中西哲学思想中的天道与上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第127页。

(93) 学界对此多有论及,只是表述略有差异,“存在论”多以“本体论”或“存有论”等概念出现。如张立文认为,道在老子哲学逻辑结构中既具有生成论的性质,又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是生成论与本体论的互相统一。参见《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94) 崔大华认为,道的非实体性表明,道作为本体,其实就是世界万物自身,道的生成万物,实际上是宇宙万物的自生、自化。参见《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95) 庞朴:《原道》,载《庞朴文集》第4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96) 陈鼓应:《老庄新论》(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45页。

(97)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98) 张智彦认为这一时期“天道”的内涵还存在模糊性和随意性,天道在谈论者的心目中也还存在神圣性。参见《老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7页。

(9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100) 郭沫若认为,老子的最大的发明便是取消了殷周以来的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权威,而建立了一个超绝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参见《青铜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6页。

(101) 侯外庐等认为“自然秩序是超时代的,所以是无善恶的”。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99页。我们认为“无善恶”只能说是无人类社会之善恶,老子的天道秩序是至善的。

(102) 张舜徽认为自汉以上学者皆知“道德”二字谓主术,为君道,“古初之所谓道家,亦实专指修南面术者而言”。参见《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页。

(103) 陈嘉映:《哲学 科学 常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104) 叶秀山认为,《老子》书中的“自然”,就和希腊巴门尼德所谓“必然性”的“大箍”完全不同,而是从“生命”(生长)的“可能性”这个角度把“自然”与“自由”结合了起来。参见《我读<老子>书的一些感想》,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105) 胡哲敷:《老庄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89页。

(106) 韩巍:《西汉竹书<老子>的文本特征和学术价值》,载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107) 陈鼓应认为,老子主张允许每个个人都能依照自己的需要去发展他的禀赋,因此他提出了“自然”的观念,为了使不同的意愿得到和谐平衡,他又提出“无为”的观念。参见《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页。

(108)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109) 刘笑敢指出,“把无为作为形而上之道的特质,这就为圣人无为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参见《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116页。

(110) 王博:《权力的自我节制:对老子哲学的一种解读》,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111) 刘笑敢指出:“自然是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和根本理想,无为则是实现这一理想和价值的原则性手段。”参见《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120页。

(112) 最后一句据郭店楚简本改。

(113) 马叙伦曰:“论义则作‘不知’为长。”参见《老子校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3页。朱谦之曰:“作‘不’义亦长。”参见《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页。

(11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09页。

(115)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116)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117)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8—209页。

(118)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9页。

(119) 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页。

(120)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42页。

(121) 蒋锡昌:《老子校诂》,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第113页。

(122) 萧汉明:《道家与长江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123) 萧公权曾指出,老子的政治主张倾向于“虚君民治”。参见《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王中江曾以“自治主义”、“政治自治”来分析老子的政治哲学。参见《道家自由思想的两种形态》,载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7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9、104页。

(124) [日]池田知久:《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47—561页。

(12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44页。

(126)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03页。

(127) 参见白奚:《“小国寡民”与老子的社会改造方案——<老子>八十章阐微》,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128) 参见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2页。

(129) 《老子·第四十九章》。王弼本作“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今从帛书本。

(130) 周可真:《“体道”的必要性、原理及方法——<老子>道篇首章新解》,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31) 张振东:《中西知识学比较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46页。

(132) 帛书与郭店楚简《老子》均作“未知其名”。

(133)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3页。

(13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22页。

(135)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第二个“道”解读为“行走”,“可道”即“可行”,从共相与殊相角度来解读首句。参见田文军:《<老子>“道”论新探》,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黄克剑亦提出老子之“道”有“导”和“导向”的意蕴,参见《孔老之辨》,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136) 王邦雄认为,依老子的反省,认为可以言说的道,已经过人的语言概念所规定,其真精神,真生命就在语言概念中被限制住了。参见《老子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5页。

(137)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138) 曹峰、廖名春持此说。参见曹峰:《<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廖名春:《<老子>首章新释》,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

(139)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页。

(140) 王弼本作“自古及今”,今据马王堆帛书本、北大汉简本改。

(141) 严灵峰认为,此“不去”之“名”者,乃“混成”之“先天的”本质,为老子哲学中之另一特有术语,也就是“常名”之“名”,它的确切的意义是“存在”。参见《老庄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79年,第66页。

(142)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143) 王弼本作:“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今据马王堆帛书本。

(144) 马叙伦:《老子校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0页。

(145) 王弼本“明白四达,能无为乎”,通行本多作“明白四达,能无知乎”,马王堆帛书乙本作“能毋以知乎”,今据改。

(146)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24页。

(147) 《庄子·应帝王》,四部备要本。

(148) 参见萧萐父:《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190页。

(149) 参见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150)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7页。

(151) 《庄子·齐物论》曰:“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这里的“一”是实存之“一”,是从存在论角度而言,其意义是指万物本源的统一性,亦即无名的自然之始。

(152) 《庄子·齐物论》曰:“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这里的“一”是作为名的“一”,是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也就是老子混同“始”、“母”而所给出的“称谓”:“玄”。

(153) 《尔雅·释诂》曰:“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154) 《庄子·齐物论》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如果为万物之始命名,按照知性的追问方式,我们还可以不断地去追溯这个开始之前的状态,这一过程永无尽头,由此必然陷入知性的悖论。

(155) 纵观《老子》,以下词汇都可视为表意模糊、晦涩:“寂”、“寥”、“渊”、“湛”、“恍”、“惚”、“冥”、“昏”、“夷”、“希”、“微”、“玄”、“绳绳”、“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混”、“妙”、“奥”、“绵绵”、“几”、“豫”、“犹”、“涣”、“浊”、“澹”、“荒”、“泊”、“沌沌”、“闷闷”、“珞珞”、“昧”、“冲”、“浑”、“玄鉴”、“玄德”、“玄同”、“恢恢”等。

(15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5页。

(157) 胡哲敷:《老庄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84页。

(158) 参见[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

(159) 参见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160)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161) 李学勤等学者持此说,参见《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29日。

(162) 刘笑敢认为,老子的这种思想,可理解为一种“超二元的一元论”。参见《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第201—202页。

(163) 丁巍:《老子典籍考:二千五百年来世界老学文献总目》,详见http://hxd.wenming.cn/kyjjcg/2005-07/12/content_39819.htm。

(164) 苏联学者杨兴顺曾综述了西方学者对《道德经》的研究,认为罗马的天主教士波捷是《道德经》的第一个译者。参见《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杨超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80页。

(165) 北辰:《老子在欧洲》,载《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66) 可参看R.艾尔柏菲特:《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通往“重演”的知识》,朱锦良译,载《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

(167) 马琳:《圣人不远游——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的征引》,载冯俊主编《哲学家》2008年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