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复杂的身世又直接导致《老子》一书迷雾重重,《老子》一书作者是谁,成书于何时,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20世纪的《老子》研究从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20年后,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老子》,直接促使学界重新检讨20世纪以来的老学研究,并对《老子》的成书有了新的认识。按照对《老子》成书时代的不同认识进行分类,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老子》一书是老聃所作,春秋末年的作品。詹剑峰、陈鼓应、张扬明、孙以楷、刘笑敢等持这种观点。刘笑敢通过对《诗经》、《老子》、《楚辞》的句式、修辞手法和韵式进行比较,认为《老子》与《诗经》在多方面相似,而与《楚辞》相差较远,“《老子》与《诗经》的相似性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老子》与《楚辞》及其同时代的作品的不同也足以说明《老子》不可能是《楚辞》时代的作品,从而肯定《老子》应该是春秋末年的作品,而不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作品。”(31)

第二种观点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但关于《老子》的作者及具体成书年代又有分歧。这一观点下又可分为战国早期说、中期说和晚期说。(1) 战国早期说。唐兰认为《老子》是春秋后期老聃的语录,由战国初年人整理而成。(32) 张岱年早年认为《老子》的作者是老聃,即李耳,《老子》一书非纯粹的辑纂书,有一部分是原著,一部分是后添,并且该书不太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而是战国初作品。(33) (2) 战国中期说。汪中将孔子所见之老子与《老子》一书作者老聃分开,认为太史儋即老聃,《老子》一书为战国中期的太史儋所作,这一观点曾得到梁启超、罗根泽等人赞同,王明早年亦赞同此说(34) ,近有何炳棣(35) 等持此说。罗根泽和冯友兰主张战国前无私家著述,因而认为《老子》不可能形成于春秋时期。冯友兰认为《老子》是一部哲学格言汇编,有些思想出自老莱子,有些出自太史儋,后经李耳搜集整理,加上自己的创作而成《老子》一书。(36) (3) 战国晚期说。梁启超、罗根泽、钱穆、杨荣国、武义内雄、池田知久等认为是战国晚期作品。钱穆认为《老子》一书晚于《庄子》,或为詹和所作。(37) 池田知久认为《老子》的编纂在《庄子》的某些部分成书以后,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郭店竹简《老子》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老子》五千言节略本,而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老子》的最早期文本。(38)

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子》为秦汉时期作品,以顾颉刚、刘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张荫麟等为代表,日本和欧美的很多学者亦持此观点(39) 。顾颉刚认为《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间(40) 。张荫麟据英国人翟理斯的考证,认为《老子》成书于《淮南子》之后(41) 。

第四种观点出现在楚简《老子》出土后,主张将楚简《老子》与通行本《老子》(包括帛书《老子》)分开处理,郭沂、尹振环、张吉良等改进了汪中之说,主张将老聃与太史儋分别作为《老子》不同传本的作者,简本出自老聃,今本出自太史儋(42) 。但这种观点显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此外,关于《老子》文本的结构,学界亦多有研究(43) 。从文本内容上来看,有“语录说”、“纂辑说”、“专著说”等。从章句结构上来看,马叙伦、古棣、刘殿爵、韩伯禄等主张“分章说”,而高亨、饶宗颐、严灵峰、张松如、尹振环、郑良树、池田知久等主张“不分章说”。很多学者还尝试重新对《老子》进行分章整理,然而郭店楚简《老子》中的诸多符号使得“不分章说”遭到了挑战。从文本形成过程来看,有罗浩的“辑选”模型、“来源”模型、“并行文本”模型三种模型说(44) ,刘笑敢则从“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的角度分析了老子文本的演变特征(45) 。丁四新则着重考察了《老子》文本的演变,指出早期《老子》文本经历了从“自然分章”到“人为设计和裁划”,由此逐渐发展为帛书二本的“成型”和北大汉简的“定型”(46) 。(www.daowen.com)

综上所析,首先,关于《老子》文本的形成时间,我们基本赞同第一种观点。简、帛本《老子》的出土,解决了老学史上许多聚讼不已的问题,使我们对《老子》一书的编排次序和文字的衍变,有了新的认识。帛书《老子》已经推翻了《老子》晚至秦汉始出的观点,而郭店楚简《老子》表明《老子》的抄本在战国中期就已经流传(47) ,甚至可以推进到战国早期和春秋末年(48) 。上个世纪各种《老子》晚出的结论不攻自破。

其次,关于《老子》文本篇幅与篇章顺序。《老子》一书最初写成时篇幅多大?司马迁认为老子应关尹之请而写下五千余言,似乎《老子》文本最初即具通行本之规模,而这一点实缺乏先秦文献证据。在先秦文献中,韩非最早注释《老子》,然《解老》、《喻老》两篇加上其他篇目总共涉及今本《老子》23章,约占四分之一的内容。而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是目前所见最古老的版本,但也只有今本《老子》五分之二的内容。关于老子的分篇及篇序,今本多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由韩非子注《老》可知其所见《老子》为《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一顺序正好与帛书《老子》、北大汉简《老子》相同(49) 。但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并无《道经》、《德经》之分。关于《老子》的分章及章序,帛书本、郭店楚简以及北大汉简与今本在分章及章序上均有差异,从简、帛、今本的比较中,可知今本的一些章,例如第46章、第64章等等,是由相对独立的几部分逐渐拼合成一章。而北大汉简《老子》甚至提供了一些新的分章迹象,如《上经》《下经》一共77章,较今本少了四章,再如《下经》第60章相当于王弼本17、18、19三章的内容(50) 。因此,我们认为郭店楚简《老子》并非原始文本,而是《老子》编纂过程中的一个摘抄本。今本《老子》不是一人一时之著作,但其主体部分以及基本的思想观念来源于春秋末年的老聃,后经不断编辑与整理,最迟在战国末期基本定型,传至秦汉之际,其代表就是帛书《老子》甲本。总之,《老子》上下篇的分立以及分章和章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再次,关于《老子》文本内容的变化。在《老子》文本的形成过程中,战国中后期的道家学者们对文本进行了加工,因而今本《老子》中往往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与思想特色,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之说,与《庄子》外杂篇中的“攘弃仁义”等观念相同。此外,郭店楚简《老子》似乎保存了一些较早的观念,如今本第16章的“守静”,楚简作“守中”,结合今本第5章的“守中”,可知早期《老子》文本特别强调“中道”观念。

最后,《老子》对早期思想观念的继承与发展。《老子》的某些思想观念源于当时流行的一些谚语或箴言,如《老子》书中有“建言有之”、“是以圣人云”、“用兵有言”、“盖闻”、“古之所谓”等直接或间接引用古语的言说方式。有些观念在同时代以及较早的文献中均可以找到旁证,如《论语·卫灵公》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此处明确提出了“无为”的观念。再如《国语·晋语》曰:“吾闻之,天道无亲,唯德是授。”《老子》则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51) 但老子显然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概括与提炼,尤其是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提升,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曰:“盈必毁,天之道也。”《老子》中则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多藏必厚亡”等经文,同时老子将这种变化的规律概括为“反者道之动”。总之,《老子》中的某些思想在老聃以前就已经相当流行,只是还没有概括为哲学的普遍原则。(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