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身世,最早最详细的记载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然而,由于存在不同的《史记》版本,这段记载有不少分歧,再加上司马迁交代完老聃的简单身世后,又提及了另外两个人物: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据此,学界认为,汉初的学者们已经无法详知老子的身世,博学如司马迁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使用了三个“或曰”,而正是他的这种游移不定,直接开启了后世对老子身世的持久纷争。北魏的崔浩便已开始怀疑老子,宋代以降,对老子身份的怀疑日益增多,陈师道、叶适、罗璧等均提出了质疑。清代的毕沅(2) 、崔述(3) 、汪中(4) 也质疑了《史记》中老子的身份。进入20世纪,学界对老子的身世展开了全面考证,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罗根泽、刘笑敢(5) 又对这些考证成绩进行了总结,本文以此为基础,简略归纳评述如下:

1. 关于老子的生活时期及其与孔子关系的考证。第一种观点为“早期说”,主张老子即老聃,为春秋末期人,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或稍早,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基本持这一观点者有胡适、马叙伦、唐兰、郭沫若、高亨、詹剑锋、任继愈、徐复观、陈鼓应、黄钊、孙以楷、崔大华、牟钟鉴等,梁启超初作《老子的传记》亦持此说。张岱年晚年亦持此观点(6) 。第二种观点为“中期说”,主张老子为战国时代人,如钱穆、谭戒甫、冯友兰、罗根泽、张西堂、侯外庐、熊伟、武义内雄等人,其中罗根泽认为老聃即太史儋,谭戒甫持“二老说”,即老聃即太史儋,老子即老莱子。(7) 冯友兰则采取刘汝霖之说,分老聃、李耳为两人。张岱年早年认为老子为战国初期人,老子即太史儋亦有可能。(8) 第三种观点为“晚期说”,认为老子为秦汉时期人,以顾颉刚、刘节等为代表。第四种观点否认老子其人的存在,以孙次舟、杨荣国等为代表(9) ,不少日本学者亦持此说(10) 。

2. 关于老子姓氏的考证。历史上有葛玄的“因母姓”或“指李树以为姓”之说,固不足信。姚鼐在《老子章义序》中认为老子为子姓,老乃其氏,“‘子’之为‘李’,语转而然”(11) ,近人马叙伦颇能发挥之。近百年来,关于老子姓氏问题的研究,争论很多,尚无定论,主要观点有:胡适的“老为字或姓说”(12) ,钱穆、张扬明、陈景超等人主张的“姓李老为寿考或尊称说”(13) ,高亨、陈鼓应等人主张的“姓老音转为李说”(14) ,古棣等人主张的“姓李老为假借他称说”(15) ,孙以楷、刘尧汉、李延良等人主张的“姓老李为方言音转说”(16) ,张松辉等人主张的“老、李均为姓氏说”(17) ,李水海等人主张的“姓偃氏李说”(18) ,陈广忠主张的“姓李氏老说”(19) 等等。(www.daowen.com)

3. 关于老子故里的考证,国籍上存在着楚国、陈国、宋国之争,县籍上存在着“相县”与“苦县”之争。大致有“楚苦县人”、“陈苦县人”、“陈相人”、“宋相人”、“楚相人”等几种观点。学界通常认为老子为陈国人,春秋末年楚灭陈,故《史记》称老子为“楚人”。然而这一结论引发了诸多争议,因为不同的《史记》版本曾出现过不同的老子国籍与县籍。罗根泽等认为相、苦原是一地,春秋时曰相,春秋后曰苦,老子乃楚国苦县人。张扬明则认为苦相非一地,老子乃陈之相人。马叙伦、孙以楷、陈振川等认为老子实为宋之相人。关于老子故里的现代位置,主要存在着鹿邑与涡阳之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故里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以崔大华、刘庞生、李水海、袁祖亮、李玉洁、杨宝顺、王珏等为代表。刘庞生分别考证了陈之相和宋之相,认为“相邑属陈不属宋”,老子是“陈、楚苦县厉乡人”,今河南鹿邑人(20) 。另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故里在安徽省涡阳县,以孙以楷、陈广忠、王振川、李玉成等为代表。孙以楷对《史记·老子传》进行质疑,考证出老子不是楚苦县人,而是宋国相人,即今安徽涡阳县境内(21) 。王振川亦认为“汉苦县也就是隋谷阳县,唐宋时的真源县,现在的涡阳县”(22) 。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看出,老子身世十分复杂,从已有的材料显然很难得出一个学界公认的结论,简帛《老子》的出土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境况。基于此,我们主张将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问题暂时悬置起来,在缺乏新材料的条件下,不作武断之结论,而基本上认可《史记》关于老子的叙述。

首先,老聃、太史儋、老莱子为三人。司马迁虽然列举了“老莱子”、“太史儋”两个人物,但他谨慎地使用了“或曰”,亦即当时有这样一种说法而已,我们不妨将之看做是“附录”(23) 。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列举这两个人物呢?我们认为很可能在司马迁的时代,这两个人物经由历史的演变而与老聃相混淆,而造成混淆的主要原因在于“太史儋”之“儋”字及其史官身份与西入秦的事实,以及老莱子之“老”字、楚国人身份及其“言道家之用”的思想特征。据钱穆之说,则“耽”、“聸”、“儋”相通,乃垂耳之貌,乃寿者之相,故高年寿者老子称老聃老耽,亦得称老儋(24) 。故《礼记·曾子问》郑玄注曰:“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据毕沅之说,老莱子应是莱子而称老,以寿考而称老莱子(25) ,汪中则指出“老莱子之称老子也旧矣”(26) 。据此,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此三人在先秦时都曾被称作“老子”,但显然三人有各自的身份与生活年代,不容混淆(27) 。司马迁显然将主要笔墨放在老聃正传的叙述上,他认为李耳才是撰写五千言的作者,故他总结曰:“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28)

其次,老聃非太史儋。太史儋与孔子相距一百多年,如老聃即太史儋,则孔子不可能见老聃,而孔子见老聃这一事件在《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中均有提到,并且不仅出现在《庄子》道家文献中(29) ,还出现在很多儒家文献中,如《孔子家语》、《礼记》、《韩诗外传》、《说苑》等,此外,《吕氏春秋》中亦提及。其实,老子与孔子并非严格的师徒关系,先秦学者之间相互请教、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是很常见的现象,只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30) ,各持狭隘的道统观念,才导致否认这一事实。而先秦儒道之间虽互相批判,却还不至于否认孔老相会的事实。总之,我们认为孔子见老子基本上可信,如此则老聃与太史儋绝非同一人。

再次,老聃非老莱子。老聃与老莱子两个名字同时出现在《庄子》、《史记》、《汉书》等文献中,且都有明确的区分。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汉书·艺文志》单独指出《老莱子》十六篇,另外则使用“老子”或“老聃”来指称《老子》的作者,显然区分了老子与老莱子。故老聃非老莱子,明矣。

最后,关于老聃之姓氏。司马迁明言老子姓李,而不言姓老,应该有所据,恐不能轻易否定。此外,先秦文献中最早称“老聃”的是《庄子》与《礼记·曾子问》。《说文》曰:“聃,耳曼也。”耳曼即长耳朵,是长寿的象征。但“聃”既为老子之字,则弱冠后即有,因此称呼李耳或李聃并不体现年老寿考之意。而“老”字在上古本就系寿考、尊敬等义,结合司马迁关于老子长寿的说法,我们认为在“聃”前加一个“老”字,很可能不是偶然。李耳在年老时才写出《道德经》,这时的他两耳下垂,年事很高,同时又是博学之人,因此才加“老”于“聃”前,称为“老聃”,亦尊称为老子。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聃,“老”表示寿考,亦是一种尊称,春秋末年陈国(今河南鹿邑)人,做过周守藏史,孔子曾见过老子,请教过礼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