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西方有识之士把他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并列为大哲学家与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钱穆说:“然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孔子以来二千四百年,学者言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者亦必及孔子。”(24) 孔子是“继天立极”(《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的人格楷模,说他是中国人格的最高标准恰如其分。

周游列国时,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不为各国执政者所采纳,凄凄惶惶,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在陈蔡竟陷于绝粮的窘境。但他仍然持守道义,席不暇暖,不畏辛劳,乐以忘忧,在困厄中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他主张立志有恒、内省不疚、改过迁善、言行一致。他倡导的是一种学习型的文化,是德性的教育、性情的教育、人格成长的教育与终身的自我教育。他把教育开放到民间,使农家、平民子弟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参与政治,甚至最高的政治。尤其是,他为道德理想、社会理想的实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开辟了以理想批判现实的先河。孔子以仁爱、仁德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通过他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他是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

在儒学的话语系统中,说到人格,是不讨论自然人,而只讨论道德人的。儒家不排斥功利,但批评仅仅以个人功利作为生活总目标的人,并称之为小人。君子与小人之辨,是人格与非人格的区分。道德人当然首先是自然人,道德人并非不讲功利(在一定的时空场合反而更讲族群、整体的功利),但人格境界是从价值上说的。孔子所提示的人格,是君子人格,其最高的境界是“圣”即圣人的境界,次高的境界是贤人的境界,然后是君子的境界。孔子继承先哲所提倡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孔子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

先说君子。《论语》多处记载孔子及其高弟讨论君子与小人之辨的文字。据《雍也》篇孔子曾提醒子夏,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孔子指出,君子的人格境界、修养进路和行为准则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与百姓是有差别的。作为管理者的君子与被管理者的百姓的关系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孔子肯定君子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即使只在吃完一餐饭的时间里也没有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25) 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在这个意义上,“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以上是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基本描述,也是君子内在自觉的要求。

再说圣人。历史上被尊奉为圣或圣人的,都是后死者对前人的追封。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有操守的君子是现实人,而圣人则是理想人。孔子不敢说自己是圣人,不敢说自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孟子·公孙丑上》,又见《论语·述而》)

郭店楚简《五行》指出,“圣”德是圣与仁、义、礼、智五德之所和,属于天之道的境界;仁、义、礼、智四德之所和,属于人之道的范畴。又说:“闻君子道,聪也。闻而智(知)之,圣也。圣人智(知)天道也。”(26) 按,这里“闻君子道”的“君子”,实指圣人。现实的人们与理想的圣人有时空的阻隔,二者相接,是通过耳的听闻、气的感应、心的沟通。“聖”字(圣的繁体)从耳,不仅凸显圣人的听德,指能够容受逆耳之言(耳顺),而且表示人们与圣人相感通的路径——接受音乐、乐教的熏陶,通过耳闻,进入心灵。听是天赋的能力,胎儿在娘肚子里就有听觉。

关于仁人。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仁”字的内涵有层次的区别,高一层次的“仁”可以统摄与“义”、“礼”、“智”、“信”并列的低一层次的“仁”。就前者而言,《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在儒家看来,“仁”和“仁人”是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标准,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孔子从不轻许人(包括他自己)为“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在特定的语境中,孔子视“圣”与“仁”为同一境界。他答子张之问,指出令尹子文只能算是“忠”,陈文子只能算是“清”,尚未达到“仁”之境(见《论语·公冶长》)。对于他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公西华,他肯定其才,但未期许为“仁”(同上),评价他最称道的颜回亦只到这种程度:“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对于政治家,他只肯定管仲“如其仁”(《论语·宪问》)。他对管仲之违礼有严厉的批评,但承认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避免了生灵涂炭,在这个意义上接近了“仁”,然并不许管子为仁人。有的论者批评孔子,既提倡“仁”,又说这个人没有达到“仁”,那个人没有达到“仁”,那么“仁”有什么普遍性和现实性呢?产生这种误解,是不懂得“仁”在孔子那里,是有层次区别的。以上所引,是与“圣”等值等价的“仁”。至于“仁”的原则的普遍性和实践“仁”的现实性,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等等,都是显例,兹不赘述。(www.daowen.com)

“仁”与“圣”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呢?仁者的境界以“圣”(圣人、圣王)为最高。“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的意思是,广泛地给百姓以好处,帮助大家,使他们生活得更好,让他们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挺立自己的生命,这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了,尧舜恐怕还做不到呢。有的论者不解“立人达人”之意,以为是外在性地施予。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强调儒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因此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是外在强加似地使别人立或达起来,而是创造一种气氛或环境,让人家自己站立起来,通达起来。我们不能代他人立、为他人达。我们想要通过自己挺立生命、通达人间,也要尊重别人,让他自己去挺立生命,通达人间。就这一点来说,尧舜都还没有做到。(27) 郭店楚简《尊德义》:“民可使道(导)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导)也,而不可强也。”(28) 由此可以印证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也是强调对民众的引导而不是强迫。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孔子的愚民政策,提倡奴性云云。也有人使用不同的断句方法,来作不同的理解,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庞朴认为,“不可使智之”,是不可强加于人,强调为政者哪怕有再好的政令、主张,也只有在老百姓理解了以后才能慢慢推行。(29) 这与孔子的外王学主张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就人格境界而言,仁与圣是统一的,圣是仁之极至的境界,仁是圣的内在精神,圣通过仁而下贯。

所谓“成人”,顾名思义是指完美的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这是说,智慧像臧武仲,清廉像孟公绰,勇敢如卞庄子,多才多艺如冉求,再以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也可以说是全人了。朱熹注:“成人,犹言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长,则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论语集注》卷七)“成人”是德才技艺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不是至善至美的圣人呢?按朱子的理解,孔子这里的一个“亦”字是大有文章的。此不是指极至之境,只是对子路因材施教,应机说法,就子路所可达到的人格目标加以点醒。上引文本本身也可以证明。孔子并不把“成人”等同于至上境界的圣人,相反,他提醒子路注意,“成人”是在现实性上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贤人人格。由此,孔子把“成人”的标准修订为三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是“约”的借字,指穷困的意思。由程子和朱子的解释,可知理想的“成人”,再进一步成为集大成者,近乎完美无缺的圣人;而现实的“成人”指并不纯全完备者,例如“有忠信而不及于礼乐”者(《论语集注》卷七)。

后者可视之为“贤人”。从《论语》中不难看出,“贤人”是富于道德或者才能的人,是人们在现实上可以“见”得到的人格榜样。所谓“见贤思齐”就是这个意思。孔子表彰颜回与柳下惠,许之为“贤”,可知他们即是“圣”的标准之下的“成人”。前面我已说过,圣人是“见”不到的人格典范,人们只能通过“耳”接受传闻、诗歌、乐教来体认。而贤人则不同,是可以“见”得到的人格典范。郭店楚简《五行》:“见贤人,明也。见而智(知)之,智也。智(知)而安之,仁也。”(30) 人们可以通过“目”直接接触贤人的德行,并以此为榜样。当然,人们对于圣人,可以听而不闻,对于贤人,可以视而不见,关键就是人的心灵能否感应,是否有觉识、觉解。综上所述,孔子的人格境界论本是在因材施教中的方便说法,意在启迪不同谈话对象的觉悟,其内涵十分丰富。如果以化约论的方式表达,约略相当于:

理想的至上境界:圣人(超越于贤人人格,理想的仁人与成人)——天道层

现实的理想境界:贤人(超越于君子人格,现实的仁人与成人)——人道层

现实的道德境界:君子(超越于自然人的道德人)——人道层

但是圣人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可以通过贤人体验、仿效圣德。凡圣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之鸿沟。儒家传统中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就凡人也具有圣贤的潜能来说的。只要有觉识觉解,只要有一点仁心,当下即可达到君子、贤人、圣人的境界。故孟子启导人皆具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心,或所谓“不忍人”之心,让人们以“推恩”的方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扩而充之,足以养育父母妻儿,并且有益于社会,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其实是十分平实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