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公”一般指天子、诸侯,“公家”、“公室”、“公事”一般与天子、诸侯国君有关。处于春秋末期的孔子,无疑是在对周礼因革损益的基础上,面对诸侯、大夫及其与家臣、家宰之关系的变异,来讨论“公”与“私”的问题的。然而西周初年以降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孔子思想的文化土壤,孔子在思考公私之辨时,更有一种人文的自觉。故孔子在讨论公私、义利时,也有超越于时代的思想火花,值得当代人记取。

除了上面论述中提到的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和有教无类举贤才的教育理念外,孔子的公私观与为政学说中公共性、公正性的意涵还有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孔子肯定、尊重老百姓的生存权与私利,强调民生问题,并以之谓为“公”。良好的政治必须保证老百姓的生存与利益。《诗·小雅·天保》:“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质,成平也。孔子主张“富民”、“教民”,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庶之”、“富之”、“教之”,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看作是为政之本。《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理想的政治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此即王道、仁政。

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曰》)据杨伯峻释,“信则民任焉”为衍文,是因《阳货》篇“信则人任焉”的误增。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强调了治政者必须重视老百姓的事,尤其是吃饭、安葬等生死之事,要宽厚待民,提到“公”(即公平、公正)的原则,指出办事“公正”才能使老百姓高兴。孔子重视百姓及其吃饭与生死问题。民以食为天。在孔子看来,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生活状况很重要,而死后的安葬与祭祀也很重要。孔子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使百姓维持生活、生产,有一定的生活保证。故我们尤其要重视“公则说(悦)”的“公”的意涵。

孔子论五种美政、四种恶政,特别反对暴政苛政,不教而诛,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作为首要的原则,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小民,又强调了为政者的庄重、宽厚、廉洁、施惠及责任与信用,实已触及对待公权力的态度、公权力运用的正当性,以及公权力对小民私利的保护。孔子在礼治秩序下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命题。施恩惠于民,养育人民,按正路有道义地使用民力,珍惜民力,不浪费资源。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里强调了仁德高于聪明才智,强调了严肃庄敬的态度和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孔子重视为政者不与民争利,强调公权力应维护民利,给人民以好处与实惠。治政者的智慧是,从实际出发,因顺人民能得利益之处而使他们有利,这就是给人民以好处而政府却可以不耗费或少耗费资源。因为传统社会的治政者常违背农时,征调老百姓服劳役,有大量旷夫怨女。农业社会使老百姓不能种不能收,那以什么为生呢?故孔子讲,选择可以劳动的时间、条件与人员,再去使他们劳动,又有谁来怨恨呢?孔子强调民生问题,老百姓吃饭问题,主张藏富于民并教化人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的综合性来考虑,孔子提出了“庶”、“富”、“教”三个字的治国方略。在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当时,人是主要的生产力。人口多一点,是社会稳定繁荣的标志。没有战乱的地方,容易招徕百姓。民生好一点,社会秩序好一点,人口蕃衍,人的再生产也繁荣一些。首先使老百姓安宁、富裕起来,然后使老百姓受到良好的教育,提升人民的素质。对此处庶而后富,富而后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足见孔子并不抹杀民众、百姓之私利,特别是基本的生存权,这应该是清楚无疑的。我们讨论儒家、孔子的公私观,怎么能把这一个基本点都抹杀而不论呢?

有子在税收政策上,主张十一税(彻),批评鲁哀公的横征暴敛,提倡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良好的政治是让百姓富足,有安全感的政治,是得到人民信任的政治。人主、官吏必须“取信于民”,这是一条治国的原则,也是对从政者的要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即治理一个国家,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孔子说治理政事,一定要做到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对政府有信心。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与信心,国家是站不起来的。这一层意义的“信”,是儒家为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公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为政者修养自己来使所有的老百姓安乐,这是政治理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广泛地给人民以利益,使老百姓生活得更好,不仅是“仁”的境界,简直更升进到“圣”的境界了!

第二,孔子不反对私利,但反对以权谋私。孔子不仅不反对老百姓的私与富,也不反对社会上层人士的私与富。如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又说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孔子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强调取之(或去之)以道,得之(或去之)以礼(《论语·里仁》)。

冉求做季氏的家宰,为之搜括、敛财,孔子让学生批判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此指鲁哀公十一至十二年间,季氏要增加赋税,派冉求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但冉求仍听从季氏,实行田赋制度,加重盘剥百姓。

对于社会上层官员,以及准备做官的弟子,孔子说:“奢则不孙(逊),俭则固。与其不孙(逊)也,宁固。”(《论语·述而》)戒奢以俭,宁可贫寒,不可富而骄纵。孔子讲:“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并不是他不肯定私利,他只是告诫在位者不要利用职位、权力去谋取个人利益,希望官员晓明道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以义来指导利。当时的卿大夫不但贪污,而且奢侈成风,孔子“以廉风贪,以俭风侈”,故以卫国公子荆来讽喻在位者。“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

第三,儒家的责任伦理、信用品性,主要是要求为政者、士大夫的。儒家资源中的责任伦理、人格信任、廉洁奉公,是作为公共事务中的道德品格。(www.daowen.com)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严肃认真地从事公务,忠实于职守,这已经近乎“仁”德。“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先之劳之”,即“先有司”(《论语·子路》),有职务的、管事的人必须勤劳,带头。“先之劳之”、“无倦”,即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这是借歌颂子产申言官德,强调的仍是庄严恭敬,认真负责。“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里把恭、宽、信、敏、惠等五个方面,即庄敬自重、宽宏大度、诚实守信、勤劳敏捷、慈心施予,作为“仁”的内涵与官德。孔子讲“仁”,主要是针对有禄位的诸侯、卿、大夫、士,用现在的话来说,主要是对官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要求。因此他说,庄敬自重,才有威严,不会遭致侮辱;宽厚宽容、有大气度,会得到大家的拥戴;诚信无欺,会得到任用;勤劳敏捷,效率高,会贡献大;施恩惠于人,才能用人。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是为政者之德。

他还提出要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孔子进一步对于官员、君子,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而且都是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的。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而最使百姓不安的就是官员贪痞腐败,不能“修己”,以及“动之不以礼”、“使民不以时”,即官府以随意的态度使用民力,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不能济众施惠,不以庄敬的态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对君子品行、人格的要求,乃是因为君子承担着公共事业。而相互“信任”,讲求“信用”,尤为重要。故“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敬”、“忠”、“信”当然都有具体的历史的内涵,但“敬”(严肃认真)、“忠”(忠于职守)、“信”(真诚信实)并非只是君子之私德,而恰好是公共事务中的工作伦理与品性,结合现代性的内涵,仍可转化为今天公共政治的工作伦理。

第四,君臣的权责,相互的要求,含有政治分工与制约的萌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对齐景公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也是正其名,使名与实匹配,权利与责任、义务相符合,以及管理的层次性与秩序性。孔子在这里就有层次、秩序、原则、规范的管理思想,要求不越权,层次分明,分级管理。这都是公共性的内涵。

就臣道而言:“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此即“事君有犯而无隐”的先导。以臣事君,不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孔子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论语·先进》)季氏专权、僭窃,冉有、子路仕于其家而不能纠正。孔子对此一直有所批评。此章则再次强调以合于人道、仁义的内容与方式对待君主或所服侍的大夫、臣子,如果行不通,宁可坚持原则而辞职。所谓大臣,不从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子路、冉有达不到大臣的标准,但仍具备为臣的一般标准,明白君臣大义。此章也表明了孔子对子路、冉有的基本信任,即认为他们也不会顺从季氏去做弑父杀君之事,主要指不会顺从权臣去弑鲁君,仍有不可夺之大节。孟子、荀子都强调了“从道不从君”的原则。

综上所述,孔子为政思想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正义观、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方面的资源。我们把孔子放在春秋末期的政治事务中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不难看出其仁政思想中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当时的“公”虽不能等同于今日所谓的“公共性”,但在当时大夫家、诸侯国的事务中仍有超越于家国涉及老百姓的事务。孔子一再向治政者强调民众私利,提倡“富民”与“惠民”,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小民的生存权与私领域,同时也肯定士人及以上等级的人之私利,但反对以权聚敛财富,又主张向下层人民及其子弟开放教育与政治,实为我国文官制度与教育制度之先声。孔子对从政者的敬业、忠诚、信用品性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责任伦理上奠定了公共伦理的基础,而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也包含了区分职权、责任及相互制约的萌芽。这些都是探讨公共哲学的重要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官德上,孔子反对“徇私”,因为这是与仁义爱民原则相悖的。但孔子不反对个体隐私与亲亲等合理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