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强调德治、礼治,其政治学说中有不少内容如主张民富、富而后教等,把为政之道的核心精神归结为“德”字。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可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强调为政以德与中平正直。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主政者的人格风范好比风,老百姓的风气好比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向哪边倒。孔子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为政者如果能以道德人格来主持、治理政务,就会像北极星被众星拱卫一样而得到众人的拥护。管理者不是以权势、地位,而是以德养、人格,使人心悦诚服,为同僚、下属所拥戴。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格”是来的意思。整句是说,如果治政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如果治政者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乐文化来教化老百姓,老百姓不但会懂得廉耻,而且会心悦诚服地归服于你。光靠政令与刑罚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能唤起民众的羞耻之心。孔子主张宽政,反对酷刑,认为宜以内在的道德诱导人民,用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制度来训练他们,使之有羞耻感,有耻德。

德政是儒家式的“无为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传说中的舜的德行很高,既善于修己,又善于用人,只要任用得当,具体事务有人负责,故不必亲力亲为,只要端正地南面而坐,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天下。这是通过层层主要治政者的道德风化,上行下效的结果。这里倡导的是以自我管理为中心的方略。

孔子一贯提倡中正平和的治政理念。孔子以“正”来讲“政”,强调平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里,第一层讲为政的中正平直,不偏不倚;第二层讲主政者带头做到中正平直,不循私情;第三层讲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孔子认为,治世者要“安民”“平正”“同仁”“无私”,在管理工作中做到公平、公正,反对过度地恶恶、亲亲、贵贵,强调正身、正国、正天下,以爱心与德政来化解矛盾,诱导上下相亲,慈爱和睦;又主张教育感化,德刑并举,不杀无辜,不释罪人,善于区分并适度处置违法犯罪现象,使得政平而人和。

其次,提出正名学说,强调名实、权责相符。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孔子强调正名。子路认为老师太迂腐了。其实孔子并不迂腐。他的意思是,管理者既负有责任,就一定获得某种授权。而一定的名分就标志着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授权,因而有了一定的责任。一定名分规定了其职责,规定了所管理事物或对象的范围、界限与责任。权与责,名分与实务要一致。我们说话要恰如其分,这样才能办好事,才能振兴礼乐文明,使刑罚公正合理适当,这样老百姓就不至于手足无措了。官员要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说话不能太随意。人主、官吏必须“取信于民”(《汉书·楚元王传》),这是一条治国的原则,也是对从政者的要求。“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即使治理一个当时不大的诸侯国,尚且都要严肃认真,信实无欺,何况更大的国家呢?(www.daowen.com)

孔子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臣关系,今天已经没有了,但管理事业总有上下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要求,所谓“君惠臣忠”、“君仁臣忠”,即彼此尊重、相互对等的要求。

第三、主张富民教化,“举贤才”,倡导五种美政。

孔子继承周公“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和管仲“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主张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孔子认为,良好的政治是富民的政治,故其治政方略是三个大字——“庶”、“富”、“教”:“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庶而后富,富而后教,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丧、祭”(《论语·尧曰》),重视百姓的吃饭与生死问题,主张如子产那样“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希望统治者不违农时,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曰》)这都是孔子“仁爱”思想与“仁政”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他对冉求说的这番话,是针对春秋末期季孙氏等新贵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顾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那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仅不会倾危,而且会有远处的人来归服于你。儒家还关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强调整个社会应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孔子的“富民”说、“均富”论和“教化”论,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以仁爱思想为中心的政治主张。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举贤才”,主张从民间的平民中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知人善任,尤其强调:“举直错(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即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位置在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正直。子夏对樊迟解释老师的这句话,说:舜有了天下,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皋陶。汤有了天下,从众人中挑选、任用了伊尹。这样,坏人都难以存在了。舜、禹都善于访求、考察、选拔并放手任用贤德的臣子,当然也要考核他们。孔子主张,对于人才,不要求全责备,可以“赦小过”,即不计较人家的小错误,强调德、位、禄、用的相称。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先之劳之”,“无倦”,或“先有司”(《论语·子路》),即治政者带头,不知疲倦地服务大众,忠于职守,公正廉洁,勤政爱民,劳而无怨。

孔子认为,治国的目的是使百姓生活安定、安康。他强调以严肃庄敬的态度合理合法地动员百姓的重要性。“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政者谨慎地使用权力,修养自己,自己良心安了,才能使百姓安宁。他回答子张怎样才能管理政事的提问时,提出了五种美政:“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五种美政的核心是顺着人民的利益使人民得到幸福的“利民”思想,是从安民济众的根本出发的。“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安定天下,主要是使百姓平安。而最使百姓不安的就是官员利用职权与民争利,贪污腐败,不能“修己”,以及“动之不以礼”(《论语·卫灵公》),使民不以时,即官府以随意的态度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不能济众施惠,不以庄敬的态度尊重老百姓,爱护老百姓。孔子的主张是“以德服人”,而且不断提升治政者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