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战国时代经过七十子之徒的传播,影响日益广大,绵延不绝。“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离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儒林列传序》)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战争越演越烈,各诸侯国以邻为壑,富国强兵是其关注的重心,故儒家提倡的王道理想不逢其时,除以继承孔子之职志为己任的七十子之徒如孟子、荀子努力弘扬儒家思想外,很多儒门弟子或为隐者避世,如庄周之属;或应时之需,转相以霸道法术事诸侯,如吴起、商鞅、韩非等,他们各持主张,著书立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形成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秦始皇统一全国,实行独用法家、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儒学退藏于民间。

汉初,刘邦改变了打天下时对儒生的痛恨,开始亲和儒学。刘邦过鲁,“以太牢祠焉”(《史记·孔子世家》)。太牢指以牛、羊、猪三牲来祭祀,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刘邦原不好儒,曾羞辱儒士,把尿撒在儒帽中,然而他在战后经过鲁国去曲阜祭祀孔子,预示着统治者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化。(9) 当然,汉初六七十年间,即高、惠、文、景时期,主导思想为黄老之学,那是因为在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一定要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儒学地位上升。在成、平时期,为了治天下,统治者的目光转向儒学。由于儒家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并顺应时代加以因革损益,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为了长治久安,要改用文治为主,管理上路,更多以温和的方式,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特别是,儒家所强调的仁、义、忠、恕之道及其内在的价值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即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民生问题与外族入侵的问题,是汉代政府及以后历朝历代政府特别要认真对待的两件大事。使四夷信服,当然要文武交济,但以怀柔为主,以德服人,民族和亲。所以,在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中,唯有儒学被大汉帝国最终选定为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尔后直至清代莫不如此。

汉代的中央政府,特别是东汉及以后的中央政府,实际是文治政府,彼时的文官制度已相当发达,为彼时全人类、全世界所仅有。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的,都是接受过儒学教育(它基本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而又来自民间下层的知识人。汉武帝以后,儒家典籍被尊为经,而治儒业、通经术者都成为政府重要官员。“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汉书·匡张孔马传赞》)西汉宣帝曾于甘露三年(前51)在石渠阁主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制定了《石渠阁议奏》以期统一经学。东汉光武帝于建武五年“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后汉书·光武帝纪》)。汉明帝于永平十五年(72)“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主持经术大会,制定了《白虎议奏》。章帝于元和二年(85)亲到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孔子庙原为春秋鲁哀公初立于阙里。北魏时,因汉时尝封孔子为宣尼公,故改称宣尼庙。北齐时,各地郡学皆于坊内立孔颜庙,于是孔子庙遍及于北齐之外郡。唐贞观时,朝廷以仲尼为先圣,颁行《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诏各州县皆立孔子庙,于是孔子地位升格,孔子庙乃遍及于全国。其后有所反复,但玄宗上台后“依贞观故事”,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庙改为文宣王庙。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五年,改谥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永乐以来,孔庙又称文庙。明嘉靖九年(1530)厘正祀典,始为木主,题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顺治二年(1645)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民国三年(1914)礼制馆规定,文庙恢复称孔子庙。庙中正殿中为孔子像,左右列四配十哲先贤像。四配指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祭祀。其弟子及历代大儒之祔祀者,均分列于东西两庑,岁时致祭,典礼隆重。自古以来,诸侯、卿相及地方长官,至必先行谒庙,然后从政。路过孔庙,百官深怀尊重与敬畏之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孔庙与州县学或书院一般建在一起,古代规制,左庙右学,左边是孔庙建筑,右边是州(府)县学或书院的建筑。长沙岳麓书院尚可管窥古代庙学并立的规模。

以上所说历代官方的尊孔祭孔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总体来说是稳定社会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只属于官方或精英,儒学具有草根性。历史上真正的儒学与儒家一方面是建设性的、建构式的,另一方面是批判性的,在体制内外批判执政当局的。官方视儒学为统治思想,并不意味着全面认同和接受儒学,故朱元璋当了皇帝一定要修改《孟子》。汉代以后统治阶级对儒学的需要和利用,使儒学具有了两重性。儒学中确有与传统政治粘连的弊病,这是需要批判的,但儒学更多的作用与价值并不在此。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后,儒学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四个大的历史阶段。(10) 儒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形成的有特色的儒家思想系统或社会人生观念,都是因应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而产生的。儒家或儒学有其一以贯之的常道,但也有因时而异、与时偕行的变道,这种变化发展主要源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需要,源于中国社会文化内部的调适,同时它也是回应外部社会文化挑战的结果。(www.daowen.com)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至唐代是儒学的扩大期,宋至清代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清末鸦片战争以降直至今天是儒学的蛰伏期,也是进一步重建与扩大的准备期。儒学即将迎来第五期,即现代之大发展期。

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第一时期(先秦)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与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体。第二时期(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融合体的确立期,中华制度文明的建构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周边各民族及域外文化扩大交流的时期,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思想、哲学、艺术、宗教不断融合的时期。第三时期(宋元明清)是士庶二元社会结构解体,文明在全社会下移、推开的时期,世俗化的时期,也是进一步消化印度佛学并重振中国文化及儒学的主体性的时期。此一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区和国家都得到深化与发展。第四时期(清末至今)是西欧与美国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碰撞与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儒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学术,再建中国文化及儒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这四个阶段的时代特征、社会场景不同,儒学自身的治学风格、问题意识与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各有其重心与特色。

孔子所在的第一阶段,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儒家不仅最先兴起,而且也最盛行。如钱穆先生所言,儒学是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的正宗与主干,二千五百多年以来,儒学适应并渗透在华夏社会的大群人生之中;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儒学是春秋时代学术下移的产物,是由贵族学向平民学转化的产物;儒家最看重学校与教育,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即道与治的合一;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即为乱世;儒家所讲的道,不是神道,也不是君道,而是人道;他们不讲宗教出世,因此不重神道,也不讲国家无上与君权至尊,因此也不重君道;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之道,即平民道;儒家是古代文化思想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也是新价值系统的创造者。(11)

孔子启其端的先秦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儒道及诸子以“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并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系统,其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继善成性、德业双修论,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