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古希腊时代所崇尚的“四枢德”而言,春秋时代的中国人崇尚的德目较多,比较丰富。《国语·周语下》提到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等十一种美德,并给予简要的界定:“象天能敬,帅意能忠,思身能信,爱人能仁,利制能义,事建能智,帅义能勇,施辩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敌能让。”《国语·楚语下》讲到六种似是而非的“美德”和与之相对的真正的美德:“其为人也,展而不信,爱而不仁,诈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复言而不谋身,展也;爱而不谋长,不仁也;以谋盖人,诈也;强忍犯义,毅也;直而不顾,不衷也;周言弃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华而不实者也,将焉用之。”这里所提到的六种真正的美德是:信、仁、智、勇、衷、淑。以上两者都提及后世儒家所谓的“智(知)仁勇”三达德。实际上,春秋时代智、仁、勇三德相提并论非常普遍。

首先,春秋时人在思考该如何行动时,总是会事先考虑是否符合智、仁、勇的标准。我们先看三段材料:

(1) 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左传·僖公三十年》,《春秋左传注》第482页)

(2) 王奔郧……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女。”(《左传·定公四年》,《春秋左传注》第1546—1547页)

(3) 郤锜谓郤至曰:“君不道于我,我欲以吾宗与吾党夹而攻之,虽死必败,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闻之,武人不乱,智人不诈,仁人不党。……”是故皆自杀。(《国语·晋语六》)

在(1)中,晋、秦联合攻郑,后来秦私下与郑结盟,子范请求继续攻打郑国,但晋文公认为不可,原因在于这样做“不仁”、“不知”、“不武”。晋文公认为,恃仗武力不仁,这表明仁与武力、霸道相反;继续攻打郑国,势必失去先前的同盟秦国,这不明智;以战乱代替和平,这不是真正的勇武。可见,“武”或“勇”没有自身的价值,它必须以一个更为崇高的价值(在这里是和平)为目的,自身才有价值。在(2)中,吴、楚之战,楚人败北,楚昭王奔陨,陨公辛之弟欲借此机会杀掉昭王以报家仇,因为之前昭王之父楚平王杀死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陨公辛不赞成,除了“君命”难违的理由之外,其理由就是如此行动不符合勇、仁、孝、智:违强陵弱,不是真正的勇武;乘人之危,不够仁厚;这样做,很可能带来灭宗废祀的后果,这是不孝;杀掉楚昭王,只会带来弑君的恶名,这不明智。在(3)中,晋厉公欲除三郤之族,郤锜认为既然国君无道,主张以三郤族党还攻国君,郤至却不赞成,其理由亦在于不符合武、智、仁:犯上作乱绝非勇武的表现,欺诈也不等于智慧,结党营私、滥杀无辜更非仁德。实际上,在前面的论述中,仁隐约已有恻隐、仁爱之义,这里更加明显,而且这种仁爱恻隐指向的是更为广泛的人群而非某个党派。

实际上,春秋时人对如何行动才是智、仁、勇,在具体的情势中,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国语·晋语三》载:秦、晋交战,秦获晋惠公,秦穆公合大夫而谋划,是杀了晋君,还是放逐之,抑或放其回国。公子絷主张杀了晋惠公,公孙枝则认为不妥,但两人的理由都关乎智、仁、勇三德。公子絷曰:“吾岂将徒杀之?吾将以公子重耳代之。晋君之无道莫不闻,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战胜大国,武也。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胜无后害,智也。”公子絷主张杀了无道的晋惠公,另立公子重耳为晋君。他认为战胜了晋国,这是武;以有道代无道,这是仁;而且,这样也不会为秦国带来后患,这是智。公孙枝恶说:“耻一国之士,又曰余纳有道以临女,无乃不可乎?若不可,必为诸侯笑。战而取笑诸侯,不可谓武。杀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亲,不可谓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谓智。”公孙枝认为,战胜晋国,杀一君,立一君,这必为诸侯所笑,算不上武;杀弟立兄,假若使其兄亲我而疏亲,这算不上仁;假若其兄不忘为亲报仇,必引起后患,那就不明智。这里的分歧不在于对智、仁、勇之内涵的理解不一,而主要在于如何做才是智、仁、勇。这实际上关乎审时度势与实践智慧。这就是为什么在春秋时代,“智”德较“仁”、“勇”两德更为重要,亦更为人们所重视的原因所在。(www.daowen.com)

其次,春秋时代在选拔人才,尤其是主政卿大夫时,非常看重智、仁、勇三种美德。我们看几段材料:

(1) 韩献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辞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曰:‘无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无忌,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韩宗,请退也。”固辞不立。(《国语·晋语七》)

(2) 悼公使张老为卿,辞曰:“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若在卿位,外内必平。……”(《国语·晋语七》)

在(1)中,韩献子老而致仕,推荐公族大夫穆子执政,穆子辞却,其理由是在晋厉公之乱中,他没有做到智、仁、勇:“智不能匡君”,“仁不能救,勇不能死”。在(2)中,晋悼公请张老为卿,张老亦辞却,他力荐魏绛主政,其理由亦是魏绛具有智、仁、勇的品格,且博学于典章制度。

再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春秋时代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如何才能有资格打仗乃至取得战争的胜利,春秋时人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经常论及智、仁、勇三德。《国语·吴语》载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犹未可以战也。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咨询战何以可,包胥对之于“智、仁、勇”,而且强调“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可见,是否能赢得胜利,勇武自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无论是选拔人才还是取得战争的胜利,春秋时人都认为智、仁、勇三德最为重要,其中智尤为关键,居三德之首。

综上所述,知(智)、仁、勇(武)是春秋时代比较被推崇的三种美德,智与审时度势有关,在春秋战乱年代,其被重视程度远高于仁和勇。仁有恻隐、关爱之义,首先自然是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父母,但在春秋时代,仁爱已经指向了更为广泛的人群,它与保障广大百姓人民的生命有关。勇与果断有担当精神有关,而不是狭隘的逞强和暴力。一般而言,勇自身无独立之价值,它只有以更为崇高的价值(比如仁、义)为目的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