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拥有明确的道德伦理观念。有学者指出,卜辞中没有一个关于道德智慧的术语,亦有学者据此认为,殷人信仰的上帝与人世的伦理无关,或者认为,在殷商对神鬼的恐惧崇拜,与周人对天的尊崇敬畏之间,有着很大的道德差别,其宗教形态没有任何道德理想的出现,看不到伦理价值,看不到理性智慧。(42) 这种判断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也须注意,即便在祭祀卜辞中没有道德词语或观念出现,并不意味着殷人的政治、伦理思想中便没有道德的观念。因为,卜辞毕竟是卜筮、祭祀的宗教崇拜活动的记载,应该并未完全体现殷人的全部观念尤其是政治、伦理观念。

事实上,根据一般古文字学家的看法,“德”字在甲骨文中是存在的。甲骨文中有“德”字的初文,这个字从ㄔ从直。温少峰考察殷代“德”的观念时,认为四条卜辞中可以有字读为“德”:“囗丑卜,王侯弗若△”(引文中“△”表示图形的“德”字,下同);“丁亥卜,元△……”;“辛卯卜,亘贞,……唯不△”;“戊寅卜,囗贞,改王△,于之若”。他认为,“若德”如同文献中的“善德”、“顺德”;“元德”犹如“首德”、“大德”;“不德”、“改德”类似于“否德”。(43) 晁福林先生认为,可靠的文献记载和甲骨卜辞材料都表明,“德”的观念在商代确实已经出现。甲骨文“德”写作从行从横目之形,其所表示的意思是张望路途,人们看清了路而有所得。他认为,甲骨卜辞中的“德”有两个特点:其一,甲骨文“德”字没有“心”旁,这应当是在说明“德”的观念那时候还没有深入到人的心灵这个层次,和古人关于“内得于心为德”的定义是不一致的。其二,从甲骨卜辞的记载看,殷人所谓的“德”更多的是“得”之意。在殷人看来,有所“得”则来源于神意,是神意指点迷津而获“得”。(44)

我们考察传世文献《尚书》的相关部分,也有“德”的观念与概念。“德”与有关德行的观念已见于《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以及“否德忝帝位”,俊德即是美德,否德及鄙弱的德行。陈来先生认为《尧典》与《舜典》中有关的论述,可能是在殷商晚期流行的。(45) 《尚书·商书》中四篇有“德”字,凡14见,其中《盘庚》篇10见。其内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示行为、品行。《汤誓》:“夏德若兹,今朕必往。”《盘庚》:“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王厥德。”《微子》:“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第二类的“荒德”、“含德”、“非德”、“爽德”等,具有否定含义。《盘庚》:“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有爽德,自上其罚汝。”“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第三类的“施德”、“积德”、“用德”、“敷德”等则具有积极含义。《盘庚》:“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这些特征同周初文诰中有关“明德”、“若德”、“非德”、“敏德”(《康诰》)、“元德”(《酒诰》)、“敬德”(《召诰》)、“酒德”(《无逸》)之类的观念相对照,已比较接近。

关于“德”的内涵,晁福林认为,在殷商时代,“德”即得到之“得”,意指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具体说来,商人之“德(得)”是从两个方面获取的:一是“天命”,二是“高祖”。可以说殷商时代的“德”,实际上是其天命观、神意观的一种表达,人们赞美“德”,就是在赞美天命和先祖的赐予。殷人以为能够得到天和先祖的眷顾而有所得,这就是“德”。“德”的观念尚未从天命神意的观念下解放出来,更没有转入人的内心自省的范围。可以说,商代的天命神意观念下的“德”与真正的道德观念形成,尚有很远距离。(46) 李泽厚认为,“德”的产生大概最先与献身牺牲以祭祀祖先的巫术有关,是巫师所具有的神奇品质,继而转化成为氏族的习惯法规。德是由巫的神奇魔力和循行巫术礼仪规范等含义,逐渐转化成君王行为、品格的含义,最终才变为个体心性道德的含义。他并认为由巫术力量逐渐演化成为巫术品德,即是“德”的内向化或内在化,而最终成为首先要求于政治首领的个体品德力量。这也就是后世道德的张本。(47) 这两种说法都可作为殷人“德”的观念的合理论说。前一种说法表明殷人的道德观念没有脱离其宗教崇拜观念的原始特征。后一种说法则体现出殷商时期的“德”具有原始巫术礼仪及俗世道德伦理的综合性特征。

除此普遍性的“德”的观念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殷人具有丰富且具体的道德观念,如孝。《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孝为最高的道德行为,不孝则要受到刑律的处罚。殷人祖先崇拜的观念极为丰富,其祭祀祖先的制度和礼仪也已相当发达,与之相应的“孝”的观念应该已经出现。周公指责商纣王为“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尚书·康诰》),证明殷人已有孝与友的道德规范,否则周公便不能有如此指责。《尚书·太甲》明确提出:“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此处,孝、恭、明、聪都是对人的德行要求,首先对待先祖要孝。当然,殷人的道德规范较之周人少了许多。这既可能反映殷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尚未成熟的特征,也可能是文献不足的原因。

总之,殷商时期既具有“德”的观念,亦具有具体的道德规范。殷周之际的剧烈变革以及小邦代替大邦的忧患意识的突出,使周人“敬德”“明德”的观念十分突出,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殷人没有“德”的观念,周人很难凭空出现“德”的思想。“敬德”的观念和强调是周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敬德观念的产生在古代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应该是有其渊源的。早期禅让的“唐虞之道”中,德与民成为潜在的王权合法性根据。到夏商两代,在君权神授观念的同时,也都流传了一种由君主领袖的美德和才智来建立政权合法性的传统。虽然,殷人的道德观念在其神鬼观念的掩映下,仍具有原初性、模糊性的特征,但由殷商肇其端经由周代而大大发展的重德、敬德观念却成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特征。

(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61页。

(2)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05页。

(3)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5页。

(4)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5)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1页。

(6) 晁福林:《神之源—中国原始时代社会观念的萌生及其发展》,载《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7)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72页。

(8)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页。

(9)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72页。

(10) 参见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11) 参见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12)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84页。

(14)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5) [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9—21页。

(16) [英]詹·乔·弗雷泽:《金枝》,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7)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4页。

(18)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19)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第533—535页。

(20)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65—278页。

(21)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页。(www.daowen.com)

(22) 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63—573页。

(23)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4页。

(2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页。

(25) 傅斯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26)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6页。

(27) 夏渌:《卜辞中的天、神、命》,载《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8) 张荣明:《中国的国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29)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68页。

(30)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5页。

(31)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80页。

(32)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33)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78页。

(34)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载《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第535—536页。

(3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66页。

(36)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0页。

(37) [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28—32页。

(38) 荆雨:《德与民: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之根据》,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39)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37—38页。

(40)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70页。

(41) 参看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35—238页。

(42)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5、149页。

(43) 温少峰:《殷周奴隶主阶级“德”的观念》,载《中国哲学》第8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44)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5)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92页。

(46)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7)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