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的政治观念与其祖先崇拜、上帝崇拜观念是密切联系着的。其首要的表现就是现实的君王又是宗教的领袖。陈梦家认为“古者宗教领袖即是政治领袖”,他说:“由巫而史,而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卜辞中常有王卜、王贞之辞,乃是王亲自卜问,或卜风雨,或卜祭祀、征伐、田游。”卜辞中王亲自卜问的事还有天时之事、边鄙之事及祸疾之事。王又亲舞求雨、亲占所梦,凡此都是王兼为巫之事。由此可知王也是巫。在很多占卜活动中,王又是最后的决定者。由此,殷商时期,既有专门的职业巫师,也有王兼职做巫的。(34) 如此,则殷人的王者,一方面是政治领袖,另一方面为群巫之长。他们既拥有和垄断了天人交通的权力,同时也拥有和控制了统治世界的权力。在上古时代率领氏族、部落、酋邦,作为父家长的政治首领,不但需要具备无比的勇力、刚毅的性格,而且更要求具有超人的智慧,以预见未来,指导行动。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也就是统治者施行统治的工具。张光直先生指出,殷代不但“政治、宗教、艺术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作为通天工具之一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它在政治权力之活动与巩固上所起的作用,是可以与战车、戈戟、刑法等等工具相比的。如古代王朝之占有九鼎,便是通天手段独占的象征。(35) 因为天帝、祖先神是人间一切事情祸福的决定者,而只有具有超人的智慧的时王才能与天神、先祖沟通。谁能拥有沟通上帝的智慧、能力与工具,谁就有统治世界的权利(力)。殷商卜辞中,祖先崇拜的内容非常多,商王行动之前须举行占卜请示祖先或至少要借祖先意旨为行动之口实。是凡国家大事,包括生老病死,事事都要听祖先的指示。这说明,殷人的祖先崇拜中还包含着这样的内涵,即占有通达祖神意旨的手段的便有统治的资格。尧、舜、禹、汤等是集政治统治权(王权)与精神统治权(神权)于一身的古代圣贤。这种“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36)

我们亦可就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简单讨论殷商的政治与其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又有密切的关系。殷人以祖先崇拜的形式表达其政权合法性的思考。祖先拥有超自然的能力,他们不但在此岸世界拥有超常的能力,而且还在彼岸世界中拥有超常的能力。殷人以神话的形式塑造了自己部落的起源: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www.daowen.com)

这是《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人始祖契降生的神话。《诗经·商颂·长发》亦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说明,殷人将其祖先与“帝”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殷人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部落的政治统治权威奠定了基础。这种方式,一方面说明殷人以祖先崇拜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殷人合法性的说明必须使祖先与至上神上帝联系起来。因为,每个部落或氏族都拥有自己的祖先神,祖先作为部落或氏族集团的保护神具有其有限性。《诗经》里同样有周人始祖降生与上帝有联系的说法。因此欲获得普世性的王权或者使王权在更广泛更普遍的范围内获得拥护即获得其合法性,便需获得更普遍的神灵的护佑与支持。史华兹谓:“在自然的超自然能力——对它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于祖先的特殊关注——之中寻求其谱系的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尽管似乎有证据表明,即使不属于亲属系列的下级官吏偶尔也会参与王家的祖先祭祀仪式,但最终讲来,国王的终极权威存在于它与高高在上的神‘帝’以及受‘帝’管辖的一群自然神祇之间建立的关联之中。”(37) 我们看到,殷人的政治正当性观念较少反思的内涵。他们以宗教的、神性的方式获得祖先、天帝的护佑与支持,并以为此支持是可以一劳永逸、天命不移的。商纣王临危之时自信地喊出:“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另外,我们注意到,殷人由祖先崇拜发展到天、帝信仰,虽然有政权合法性的内涵,但这种内涵是潜在的、微弱的。殷人的祖先、天帝崇拜,较少自觉地做政权合法性思考,而更多功利性祈天邀福的特征。(38) 虽然以君王之德作为政治正当性基础的思想可能历史久远,但殷商时期的思想与周初以德为核心的政治正当性思想仍具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