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足的经费是义学正常运营的基本保障，而有效的管理则是保证义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况且，清代甘肃各地有相当一部分义学的经费并不充足，这就更需要合理的管理以便精打细算，尽量延长义学运行的连贯性。此外，义学的经费不时发生被人挪用、贪污、隐没等现象，导致经费减少或消失，进而影响到了义学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兴废。基于此，为保证义学经费全部为义学所用，甘肃各地往往委派专人管理，并制定了较完善的经费管理制度。

清代甘肃地区义学的管理主要是这样一种模式：由地方公推当地有名望、德高望重的士绅或行头轮流管理，一般推举公正、董事各二人，赴官署或书院转送钱粮，各处董事或行头负责义学的账目收支，并登记在册，以备官府和绅、民等稽查、监督。钱粮多存于官署及商铺，在官署存案，由官署负责本地义学总的收支，经费只允许董事或行头经手，而董事或行头平常不接触义学经费，有需则向官署或书院申请支领，或官署直接下拨。无论官民，对义学经费均有监督权力。据《创建义学碑记》碑文记载：

设立印簿一本，将现存银数及每年应存息银支用各数，随时登填，以备稽查。印簿随当年行头经管，以免推□，官吏及商民等不得经手分文。□有不肖之徒私向当铺支取侵用，许地方商民勒令当铺照数陪出，以杜浸渔尔。^[35]

《甘州各属义学银钱、粮石款目》记载：

以上各处银钱，均归甘泉书院斋长具领，发商生息。又大官渠田地四十四亩，承纳租粮六十四斗五升，并归斋长清查、管理、催收，均作为各该处延师修金之费。由各该处公举公正、董事各二人，分夏、冬两季赴书院领取、转送。所发印簿二本，该各董事将出入账目，随时详载，不许遗漏，致干著赔。该斋长年终，将总账登注总簿存查，毋得藉劳索费。^[36]

义学经费的管理，强调民主、公开的原则，积极发挥百姓的监督作用，以防各种势力的挪用和贪污等。

另外，义学经费的管理，一般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大都以官、民等所拨或所捐的钱粮、田地等，取租息为运转经费，计其利息，作为义学教师的束脩及其他杂项，并且强调只能用利息，不许提本金。义学大都以所得租息的多寡来定教师的束脩，由于各地各处义学捐银或捐地多少不一，所以各处义学教师的待遇是不一样的，甚至同一地区同一时间的两所义学也不一样。

尽管义学的经费有专人管理，并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仍然不能阻挡部分义学经费的挪用、侵吞和贪污等。据《甘州书院记》记载：

同治初元，逆……倡乱，蹂躏遍四境。时军事孔棘，当道权以膏火、奖赏诸费，移充招募之资。^[37]

《循化志》记载：

五十一年（1786年），设立儒学，学官清苦，亦于学署开馆训蒙五六人，乃以此钱与之，而义学遂无此项。至五十六年八月，署同知富升以办蒙古扎萨克案遂于当商取回本银用之。富去虽入交代，空账而已，此项遂无着矣。^[38]

被挪用或侵吞的义学经费，大都被官员和劣绅中饱私囊，虽有专人管理和严格的制度，但在贪污盛行的部分地区这些规章制度等不过是个摆设罢了。

【注释】

[1]邱大英纂修：《西和县志·义学》，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十七，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86-287页。

[2]龚景瀚纂修：《循化志·义学》，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六，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3]广河县志编纂委员会：《广河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450页。

[4]庆阳地区志编撰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5]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6]张彦笃修、包永昌纂：《洮州厅志》，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十九，影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序本，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7]酒泉县博物馆：《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107页。

[8]赵万卿纂：《贵德县志·地理志》（卷二），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七，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9]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10]黄璟修：《皋兰县续志》，甘肃省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本，第214-215页。

[11]王士敏修，吕钟祥纂：《新纂康县县志》，影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第12-113页。

[12]参见龙锡庆：《甘州各属义学银钱、粮石款目》，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13]王存德修，高增贵纂：《临泽县志》，影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245-246页。(www.daowen.com)

[14]周树清等纂修：《永登县志·建置志》，民国抄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0年，第37页。

[15]参见临夏州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55-1056页。

[16]参见广河县志编纂委员会：《广河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年，第451页。

[17]周树清等纂修：《永登县志·建置志》，民国抄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60年，第37页。

[18]会宁县志编委会：《会宁县志·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91页。

[19]张卫东：《兰州的寺庙与寺庙文化》，《兰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第11 版。

[20]杨金庚等纂修：《海城县志》，影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21]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

[22]康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4页。

[23]康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4页。

[24]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国家图书馆馆藏，陇右乐善书局，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25]张明道等修，任瀛翰等纂：《崇信县志》，影印民国十五年（1926年）重修手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第208页。

[26]徐敬等纂修：《会宁县志·学校志》，影印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27]康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7页。

[28]缪心毫：《清代义学生存环境分析》，《历史档案》2006年第2期，第59页。

[29]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59页。

[30]张艳：《清同治朝文化政策研究》，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31]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国家图书馆馆藏，陇右乐善书局，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32]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国家图书馆馆藏，陇右乐善书局，民国六年（1917年）石印本。

[33]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34]汪绎辰：《银川小志》，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35]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36]龙锡庆：《甘州各属义学银钱、粮石款目》，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37]龙锡庆：《甘州书院记》，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38]龚景瀚纂修：《循化志·义学》，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六，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