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学时间

义学的上学时间有严格的制度，以光绪年间的甘州府义学为例：“每年正月中旬示期入学，腊月中旬散学”，只有寒假，没有暑假。每天的上学时间也有规定，“子弟必每日赴学读书，如播种、薅草、收获，及一切无关紧要事务，该不准留家使用……诸生日出到馆，日入散学”。可以看出，每天的具体学习时间一年中是有变化的，以日出、日入为准，可以让学童早晨上学时夏避炎热、冬避严寒，教师在教学中有一定的灵活性。

另外，其他时间，有放饭时间、大小解时间，但“大、小解均在门内，除散学、放饭外，有擅出大门者重责”。

对于那些确有正事需要请假的学生，也制定了完备的告假、销假制度，规定：“有不得已事故，必禀明师长，限定时日归学。倘逾限不到，师长即行查究，以杜逃学之弊。如父兄姑息，无故留在家中，或妄听子弟之言，被责护短，赴学争论，侮慢师长，由师长告知经管，向其父兄再三开导，倘见不听，由经管将其子弟屏退……学生告假、销假，须设立总簿。于各姓名下，随时登记以备查考。如有时常告假，逾期久旷，及无故不到者，均予重责。”

（二）教学活动

义学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大都采用个别授课法，因材施教，“入学日，查明弟子之已发蒙者，令将先前读过之书，概行温熟背诵，始点生书。违法蒙者，先点《三字经》与读。”^[17]也只有这样，教师在教学中才能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学生的不足，从而树立学生的信心，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都能收到与自身水平相适应的教育。

教学内容是义学教学的重点之一，它关系到学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最终形成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乾隆年间大通卫义学“子弟五岁以上即令向义学念书，《四书》本经须令与注小同读经书，读毕仍讲明《小学》然后送至书院肄业……毎遇朔望，随师长礼拜”^[18]，丹噶尔厅义学“读书之始尤莫要于《小学》”^[19]。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义学“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20]。光绪年间甘州义学“子弟读书，须习礼仪，言语动静，必教以正……每逢朔望，师长率学生向先师位前，行三跪九叩首礼。礼毕，师长正立，宣讲《圣谕》……先点《三字经》与读……师长每日于习字后讲书，就伦常俗世上指点每……每日散学时，师长随意说一典故……《小学》《孝经》，为初学入德之门……二书读完，始点《四书》……每日行有余力，可取天文、地理、水利、农田、史学、算学之有歌诀者，与之点读”^[21]。秦安县“义学学生学习《神童诗》《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启蒙读物”^[22]。河州义学“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课程”^[23]。

由此可知，清代甘肃义学教学内容基本一致，就其性质来说，包括了识字写字、普及知识和传统道德这三个相互配合的方面。有基本的日常起居礼仪教学活动，有识字类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有道德规范类的《圣谕》《小学》《弟子规》等，还有传统儒学经典《四书》等，另外还有一些天文、地理、水利、农田、史学、算学等方面的歌诀。随着义学的普及与发展，教材的供应成为问题，有的地方不得不自编教材以供学生使用。咸丰年间，“皋兰县马步青授徒苑川义塾，将《诗经》中的有关动植物与山川湖泊名称、器物名目、典章制度用语、人物称谓等词语抽出来，编为骈俪韵语30 首，结集为《峡蝶集》，作为教材，给学童传授声律对偶知识。”^[24]

另外，学生的学习内容是有先后顺序的，先熟读、背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用来识字，然后学习《小学》《孝经》，“二书读完，始点《四书》。凡读《四书》，有记性者，概读《朱注》，以为上进地步。每日行有余力，可取天文、地理、水利、农田、史学、算学之有歌诀者，与之点读”，“至于学作诗文，总须十五岁以后，方许拈笔。庶免根底浅薄之病”^[25]。这样的教学安排，是适合当时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的。

在教学活动中，还有一些禁忌，如禁止师生教读某些书籍，“不可如近时村塾，只教子弟念诗……设学原为读书上进，凡无益之文，如诸家小说、演义之类，概不准其入日。至淫词艳曲，尤宜恪遵功令，严禁、焚毁。”②

义学的教学活动十分灵活，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儿童的心理成长和学习规律，给我们如今的启蒙教育积累了不少经验，例如：

在识字过程中，重视汉字的特性。汉字是单音节文字，须一一认识，这给学童带来不少困难。但是，义学教师正好利用汉字单音节这一特点，选用较整齐、押韵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书籍以及天文、地理、水利、农田等方面的歌诀，使学童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既易于记诵，又使学童提高了学习兴趣。

遵循儿童学习心理特点，先易后难。这从学生学习的先后顺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此不赘言。

考虑儿童的兴趣所在。模仿、听故事等是儿童的兴趣所在，义学教师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生活上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处处为学生示范，特别是在礼仪上，经常诱导学生模仿学习。在每日散学时，义学教师会讲一些浅显易知的典故，“如陆绩怀橘、王祥卧冰、孔融让梨以及囊萤映雪、挂角负薪之类”^[27]，以此提高学生的修养和学习积极性。

重视良好习惯的培养。如龙锡庆《义学条规》中就有“读书须心到口到。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要句读分明，多诵遍数。不得含糊不清，目视他处，手弄他物及结伙喊叫，声类市井……学生须设书案几凳，端坐对读……衣服冠履，宜洁净整齐，不得露体跣足，致形不敬。”②从小培养学生的读书方法和姿势，保持读书的整洁环境与身心，不仅对提高读书效率是必要的，且对学生身体的发育和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的养成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校与家庭紧密结合，敦促学生适当学习，加强学习的连贯性。“子弟每日放学归家，为父兄者，将其日中所点及带背之书，令于灯下多读数十遍。年终散学后，必令在家温书、写字，父兄能点书者，令点生书与读，正月节内依然。”③

（三）师生管理

师生管理包括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是教学管理中的重点，两者之间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

教师管理是义学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内义学一般“由府、县两学及斋长及经管之绅耆，择品学兼优者，送县，由县定夺于先年腊月订关聘请，以昭慎重”^[30]，而乡间义学则“由各渠公举董事会同绅耆于先年冬择定”②。教师不能随意组织教学活动和安排教学内容，如何带学生习礼仪、每日教授什么内容、怎样责罚学生等，一切都应遵循学规进行，照章教学。教师每日“必殷勤训诲，无间时日，除考试外，不得管理外事，闲住家中”③。对教师的续聘也有管理制度，“如果殷勤训课，来年仍请教课，不拘年限。否则另择，毋许讬为党举”④。

对于学生的管理，主要要求他们知礼仪，循规蹈矩，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光绪年间甘州义学要求学生“言语动静，必教以正……届时不完功课者，轻则责手，重责责臀……欺凌幼稚、搬弄是非，或招惹外人，三五成群，游戏滋事，均予重责诸生字纸，随时检入篓内，案头书籍，须整齐顿放。不可污损褶皱，狼藉成堆。不许擅动朱笔，涂抹墙壁，于书卷上写字及以字纸糊墙裹物，违者重则”^[34]。对学生基本实行的是体罚管理，这虽使管理简单易行，但容易对学生造成不可估量的身心伤害，是不可取的。

义学中一般不能开除学生，除非经再三劝诱、教育，并且家长又不配合，才“由经管将其子弟屏退”②，教师没有开除学生的权力，只有向经管告知的权力。

【注释】

[1]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2]吴人寿、何衍庆纂修：《肃州新志》，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十九，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114页。

[3]王暮：《直隶秦州新志》卷十一《艺文中·汤牧义学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43页。(www.daowen.com)

[4]刘方霭：《义学记》，见礼县志编纂委员会：《礼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6页。

[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

[6]俞汝钦：《续修中卫县志·余庆堂捐义学义田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三，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7]刘锦藻编纂：《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万有文库本。

[8]甘肃省舟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舟曲县志·善后条规之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731-733页。

[9]以上均见唐彪：《父师善诱法》，转自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版社，2005年，第394页。

[10]王尔敏：《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载《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5-59页。

[12]康县志编纂委员会：《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7页。

[13]傅九大主编：《甘肃教育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8-259页。

[14]杨应琚：《大通县志·艺文·学约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民国刊本，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15]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16]临洮县志编纂委员会：《临洮县志》（下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1页。

[17]以上均见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18]杨应琚：《大通县志·艺文·学约记》，民国刊本，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19]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20]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59页。

[21]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22]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秦安县志（上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3]东乡族自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乡族自治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530页。

[24]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教育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25]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27]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

[30]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刊本。

[34]龙锡庆：《义学条规》，载《甘州书院义学章程》，甘肃图书馆藏，光绪三年（1877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