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的场地大多是借用庙观、公馆等闲房，并无相应教学设备，所以需要加以添置才能成为讲学之所。义学所需教学设备，不外条规匾额、桌椅板凳、先师圣像及习礼所用的器具等。

甘肃各地各时期义学对此有不同应对措施，但大都以地方公捐加以采买，由学校提供。据丹噶尔主簿刘之芳撰《创建义学碑记》记载：“延师膏火及岁修学舍，添备器具均系地方公捐。”^[17]另外，舟曲县《善后条规之碑》也记载：“义学一十五处，即以各庄公所或庙宇空屋维学堂，发义学条规匾额……每庄义学各发大板集注五经、四书、小学、孝经及吕子等书，永存义学……各项经费，皆系就地筹画之钱”^[18]。嘉庆十四年（1809年），靖远县知县王保澄建立的广育义塾，“书架、桌、凳俱备”^[19]，学生不必自行添置。义学学生大都是孤寒贫困子弟，家中甚至吃饭都成问题，由公款采买教学设备，这大大减轻了学生家庭的负担。

另外，对于学习工具，在我国古代也就是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再加书籍。学习工具对于义学学生而言，也是不小的开支，所以大部分义学“对于蒙童，供给笔墨书籍”^[20]，是免费发放的，只有部分地区需要学生自备，但地方官员或士绅会时常以学习工具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注释】

[1]钟博益等纂修：《重修嘉鱼县志》卷九《艺文志·记》，五八《新设义学碑记》，同治五年（1866）刻本。

[2]张明道等修，任瀛翰等纂：《崇信县志》，影印民国十五年（1926年）重修手抄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年，第208-209页。

[3]苏履吉修，曾诚纂：《敦煌县志》，道光十一年（1831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34-136页。

[4]武威市市志编纂委员会：《武威市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9页。

[5]吴怀章校注：《康熙朔方广武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134页。

[6]龚景瀚纂修：《循化志·义学》，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六，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7]周裕杭修，杨学震纂：《创修陇西分县武阳志》，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十，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53页。

[8]何道升：《阶州直隶州续志·创建义学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四十六，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35页。

[9]黄泳第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57-158页。(www.daowen.com)

[10]黄泳第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4页。

[11]黄泳第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1页。

[12]黄泳第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69页。

[13]黄泳第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37页。

[14]叶思沛修，吕震南纂：《阶州直隶州续志》卷三十一《艺文上》，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四十六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35-236页。

[15]郭京范等纂：《岷州志·义学》，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九，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98页。

[16]酒泉县博物馆：《重修肃州新志》，甘肃省酒泉县博物馆翻印，1984年，第107页。

[17]刘之芳：《丹噶尔厅志·创建义学碑记》，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五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18]甘肃省舟曲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舟曲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713-733页。

[19]李一鹏等纂：《重修靖远县志》，影印，道光十三年（1833年）序本，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五，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20]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