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甘肃义学在时间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在空间上也同样如此。甘肃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甘肃义学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现从甘肃各州府县厅之间和城乡之间分析此种空间上的差异和不平衡性。

（一）各州府县厅之间的差异及原因

从总体上看，清代甘肃义学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兰州府、秦州直隶州、甘州府和凉州府，分布较少的地区是宁夏府、安西直隶州和固原直隶州。为更加直观和清楚地说明清代485 所义学的分布状况，笔者依据表二，现做简表显示如下（见表四）：

表四　清代甘肃各地义学分布表

通过表四，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甘肃各府之间、各直隶州之间的义学分布很不均衡，兰州府最多，达105 所，宁夏府最少，只有2 所，表现出巨大差异性。此外，根据表二，我们也能了解到各府、直隶州内的各县（厅、州）的义学分布也很不平衡，多者像河州可达61 所，少者像灵台县、玉门县现有史籍中根本没有义学的记载。

通过表二、表四，我们可以看出，清代甘肃义学在空间分布上呈如下特点：

一是分布广泛，覆盖甘肃全部的府、直隶州。由表四可知，虽然各府、直隶州之间的义学数量有较大差异，但每个府、直隶州都有义学分布。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多次下诏令各地方官兴办义学的结果。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谕令全国大办义学，推广普及教育，谕曰：“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50]雍正元年（1723年），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51]

二是分布不平衡，集中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少数地区拥有义学数量的绝大部分。如兰州府、秦州直隶州和甘州府分别设有义学105 所、53 所和45 所，共计有203 所，占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42%，而宁夏府、安西直隶州和固原直隶州所拥有的义学数分别为2 所、11 所和11 所，总计24 所，只占到清代甘肃义学总数的5%。另外，一府、直隶州内，各县（厅、州）也是此种情况，例如兰州府，只河州与皋兰县两地的义学数量就高达93 所，是其他四县（州）总和的7.75 倍，可见集中性之强。（2）地域性差异大。兰州府和秦州直隶州所在的陇中地区设立的义学要远远多于甘肃西部和南部地区，而同在西部地区的凉州府设立的义学要多于肃州直隶州。同一州府内部各县级地区差异性也较大，例如，庆阳府共有义学36 所，但仅宁州就占了16 所，接近庆阳府所有义学的一半，而正宁县只有区区1 所，环县甚至连1 所义学也没有。

三是主要分布在平原河谷地带。甘肃地处干旱、半干旱区，多荒山土岭，降水量少，但蒸发大，只有沿河的平原地带才有可能进行农业生产，形成人口聚居区。甘肃义学大多分布于土质较好且开发较早的黄河流域、渭河流域、泾河流域和白龙江流域及其支流地带。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相对较好，社会经济基础较厚，人口相对集中，当地绅民有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他们也有资金和能力筹办义学。

四是民族地区义学较少。甘肃自古就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甘南地区和祁连山区有藏族、蒙古族和裕固族等百姓在此游牧，宁夏、西宁和肃州等地有回族、东乡族和撒拉族等群众居住。各民族风俗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汉族向来尊崇儒术，兴办义学自不待言。而“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自古之今，未之有改”^[52]，他们由于文化与宗教信仰等关系，对兴办义学及让子弟去义学接受教育都不怎么感兴趣，甚至是消极抵制。另外，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因此，民族地区除个别官办义学外，很少有绅民集资捐办的义学。

（二）城乡之间的差异及原因

清代甘肃义学在城市与乡村均有设立。而清代甘肃第一所义学是顺治五年（1648年）由知州赵鸣乔在庆阳府宁州城内建立的宁州义学，此后一段时间在城市兴办义学一直占主流。直到甘肃的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之后，乡村义学才逐渐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清代甘肃义学的城乡分布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为便于分析清代甘肃义学的城、乡动态分布，笔者依据表一，现列简表说明（见表五）：

表五　清代甘肃义学城乡分布表（单位：所）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通过表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清代甘肃义学的分布的确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时间分布看，顺康时期，义学主要分布在城市，这一时期的27 所义学中，有17 所在城市，10 所地点不详，没有1 所在乡村。义学在经历了雍乾时期的发展之后，城乡分布开始趋于平衡，设立在城市的有28 所，建立在乡村的有34 所，有8 所地点不详，义学的设立开始向乡村侧重。甘肃义学的发展在嘉庆时期进入低潮阶段，建立在城市的仅有1 所，乡村上有7 所，地点不详的有2 所，义学的设立更加倾向于乡村。进入道光统治时期，义学的发展进入高潮，城市有15 所，乡镇有29 所，地点不详的有21 所，义学城乡分布又有向均衡方向发展的趋势。咸同光时期，甘肃义学由重创转向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城市有义学42 所，乡镇有105 所，地点不详的有45 所，义学在乡村的分布又占到绝对优势。

从区域上看，甘肃各地区城乡差异显著，陇中和陇东地区城乡分布区域平衡，而甘肃西部和南部地区却以城市为主，乡村分布较少。但从总体上看，全省义学分布有120 所在城市，224 所在乡村，141 所地点不详，义学分布主体仍在乡村。另外，由于乡民自建的义学大都比较简陋，延续时间也不长，很难被官方档案记载，所以那些地点不详的义学，笔者认为可以大部分归入乡村类别中。

总体来看，清代甘肃义学的城乡分布，乡村占绝对优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统治者大力推广普及教育。清统治者为统一和控制人民的思想，完成国家的大一统，不遗余力地宣扬教化，屡次下达圣谕，令各州府县厅地方官倡民捐学，普及传统忠君教育。为了使偏远乡村也能受到基础教育，地方官绅就在乡村大办义学。

二是地方绅民有强烈的儒家信仰，希望把儒术发扬光大，遍及神州。一般城市都是治所所在地，教育资源相对较好。而广大乡村，尤其是偏远地方，圣训不达，很令儒士们扼腕叹息。他们只要有机会、有能力便会兴学卫道，宣扬圣化。在乡村办义学就是他们实现理想的途径之一。

三是地方社会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实际需要。义学不仅是乡村那些贫寒子弟求学之所，还是地方宣读圣谕、圣训等，宣扬忠君孝悌、赏善罚恶之地。在乡村，义学具有移风易俗、化民向善的实际作用。

四是城市义学设施较好，不易损坏，经费也较充足，不易中断。而乡村义学大多较简陋，设施易损，且经费不足，容易中断。城市义学有充足的经费对义学设施进行修缮，所以使用年限就比较长，而乡村义学正好相反，常毁常建，地方也不固定。所以，单从数量上讲，乡村义学肯定要比城市义学为多。

五是城市富商大贾及地主、士绅较多，所以城市所办家塾、私塾较多，这些家塾、私塾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义学的作用和功能，故而城市义学较少。而甘肃大多乡村地瘠民贫，乡民大都无力单独让孩子上学，更有许多贫苦人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因而大多选择集资兴办义学，让孩子们读书识字。因为义学兴办简单，耗资不多，故而在乡村较受欢迎。

【注释】

[1]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1页。

[2]甘肃省庆阳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三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3]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1页。

[4]李登瀛修，南济汉纂：《永昌县志》卷六，甘肃省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年（1785年）刻本。

[5]赵本植纂：《新修庆阳府志》卷三十七《艺文志》，甘肃省图书馆藏，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刻本。

[6]参见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0页。

[7]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己亥（1899年）夏御制本。

[8]成嘉谟等编修：《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学校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58页。

[9]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0、293页。

[10]兰州市城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城关区志》（第二十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4页。

[11]黄泳纂修：《成县新志》，乾隆六年（1741年）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57页。

[12]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2-293页。

[13]参见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1页。(www.daowen.com)

[14]刘郁芬等修，杨思、张维等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八卷，《甘肃通志稿》（二），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45页。

[15]金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塔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

[16]静宁县志编委会：《静宁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

[17]吴万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18]杨怀中标点：《钦定兰州纪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

[19]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

[20]刘郁芬等修，杨思、张维等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八卷，《甘肃通志稿·民政五·蠲赈》，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

[21]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1-292页。

[22]金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塔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

[23]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附表，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

[24]陈全仁：《明清及民国时期山丹教育事业述略》，载陈希圣主编：《山丹县教育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745页。

[25]秦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秦安县志（上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26]参见金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塔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

[27]见甘南州州志编纂委员会：《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96页。

[2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9]李从图纂修：《镇原县志》卷七，甘肃省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刻本。

[30]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六《学校志·义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94页。

[31]黄璟、秦维岳原纂，陆芝田、张廷选续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三十四卷，《皋兰县续志·义学社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14-215页。

[32]文庆修：《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80-781页。

[33]该碑存于甘肃省永登县红城镇进化学校校门正对面碑亭中。

[34]奕䜣：《钦定平定陕首新疆回匪方略》卷五十四，载《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十一卷，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640页。

[35]见《回民起义三》，载杨毓秀撰：《平回志》卷三，甘肃省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本，第107页。

[36]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

[37]曹树基：《中国人口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35页。

[38]甘南州州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志》（下），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435页。

[39]榆中县志编委会编纂：《榆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页。

[40]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等校点：《左宗棠全集·批扎》，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295页。

[41]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561页。

[42]左宗棠撰，刘泱泱、岑生平等校点：《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467页。

[43]尹瑛：《试论左宗棠关于教育的主张与丕兴西北文教》，《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第92页。

[44]方荣、张蕊兰：《甘肃人口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1页。

[45]参见世续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1-502页。

[46]文县志编纂委员会：《文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85页。

[47]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市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7页。

[48]陈希圣主编：《山丹县教育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49]参见西固区地方编纂委员会：《兰州市西固区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1页。

[50]南炳文、白新良主编：《清史纪事本末（第三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89页。

[51]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己亥（1899年）夏御制本。

[52]升允、长庚修，安维峻总纂：《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甘肃全省新通志》卷三十三《学校志·贡院》，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