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旗义学

义学起源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1]，后士大夫中大有效仿者，并相继建立其族塾义学。因此人们认为：“惟义学肇始宋范文正公，继义宅、义庄而立，养与教兼行，厥制尤善。”^[2]笔者节选《范氏义学记》部分内容如下：

汉以来或为讲堂，为精舍，而养则为之闻也。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宗族贫乏则赒给之，丧则振恤之，不积财，不营居室。……义之一字，实与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为其宗族者完于斯，学于斯，所耕者义田，所游者义路，何适不宜？嘉遗后人，可谓笃至。继继承承，亦惟成规是守。粤乙亥，兵戈俶扰，未逞兹事。至元丁丑，提管士贵、主祭邦瑞共议兴学，卜地于吴县三让里，距祖茔二里所。涓日庀工，为屋三十楹，祀文正公于其中。会讲之堂扁曰“清白”，东斋曰“知本”，西斋曰“敬身”，外辟室为教谕偃息之处。庖湢廩仓，蔬茹之圃，咸在外为周垣。扁其大门曰“义学”。清溪松竹之间，时闻弦诵声。是役也，义庄掌计之劳为多，提管又樽节助济浮用，增田山仅百亩，备师资束脩之礼，子弟笔札之费，一有以劝，大德戊戌，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尝加优恤，无复干吾藩者，可肆意于学矣。……庶几他日业精行成，式克有立，得为名儒，以应选用，以副二范君惓惓兴学之意。^[3]

由上可见，义学原是宗族内部的蒙学组织，是在宗族范围内为贫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清代义学的源头也带有这种性质，主要是为旗人子弟所设立的学校。康熙三十年（1691年），敕谕“八旗幼童年十岁以上者，由各佐领于本佐领下拣选优长者一人作为教习。其满洲、汉军旗分幼童教习清书清语，蒙古旗分幼童兼教习蒙古书蒙古语，皆教习马步箭，仍令各该佐领及骁骑校等不时稽查约束，名为义学”^[4]。这是清统治者首次下达的有关义学的诏令。由该诏令可看出，这些义学是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的幼童所设立的，是为八旗义学，这便是清代义学的源头。这些义学主要是为了提高清统治集团及其盟友的整体文化水平，以利于其统治地位的稳固。

（二）边区义学

为了维护边区的稳定及减少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康熙、雍正年间，朝廷多次下诏，令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边区设立义学，招收苗、彝、黎、瑶等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圣祖便要求制定“红苗归化就近教导及立义学之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议准黔省“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该府、州、县复设训导，躬亲教谕”。次年，在贵州各府、州、县、卫广置义学，许土司生童肄业，并颁赐御书“文教遐宣”匾额，悬挂于各义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议准“广西土属共十五处，各设义学一所”^[5]。雍正三年（1725年），议准“云南威远地方设立义学，令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雍正五年（1727年），议准云南省东川府土人设立义学。雍正八年（1730年），议准四川建昌府择大村大堡建义学学舍，令附近熟蕃子弟来学。雍正十年（1732年），议准湖南永绥六里，每处设立义学二所，令苗童入学肄业。乾隆七年（1742年），议准“广东省崖岭等七州县，各于黎洞相近之区，设义学一十三所”。乾隆十年（1745年），议准湖广城绥、九峒并青坡、司瑶寨等十处，各于适中之地设立义学一所。乾隆十一年（1746年），议准四川省三齐等三十六寨番民如有子弟秀异通晓汉语、有志读书者，即送州县义学，从师受业。^[6]这些义学主要设立于民族边远地区，由官府主办并管理，提供经费、师资，主要教育边疆苗、彝、黎、瑶等少数民族子弟，其中不止土司生童，还有穷乡僻壤的孤寒子弟，这便是清代的边区义学。边区义学设立的目的，起初是为了培养忠顺于中央的土司继承人，使其忠顺清廷而不反抗，到后来逐渐转为整体提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人口素质，使普通民众接受传统伦理思想，忠君爱国，减少反抗和分裂。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注重土司子弟教育和培养忠顺于朝廷的土司继承人民族教育政策，使教育与教化局限于土司集团，在强化土司子弟教育的同时，又加强了土司在土著民族中的统治地位和文化垄断，阻断清朝统治政策在土著民族中的贯彻，妨碍先进文化在民族大众中的传播和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埋下土司分裂割据的隐患”^[7]。(www.daowen.com)

（三）内地义学

早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圣祖就准备将义学推广至全国，这年清政府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立志读书”^[8]。并于五十四年（1715年）首先在畿辅地区实施，“朕每年春行幸水淀，近见民生粗安，但移风易俗，莫过读书，况畿辅之地，王化所先，宜穷乡僻壤皆立义学，该抚即遍示村庄，俾知朕崇文好学深意。”^[9]雍正时期，义学范围在内地进一步扩大。雍正元年（1723年），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10]自此，各直省地区开始广设义学。乾隆朝以后，内地的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自然经济处于巅峰状态，文教政策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一时间设学之风兴起。在政府及其地方官吏的倡导下，各省、府、州、县的义学真正广泛设置起来，各地士绅、百姓独资或集资建立了大量义学。内地义学，不同于八旗义学和边区义学的官办色彩，它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民间集资得来的，也有部分地方官吏的俸捐、俸廉或部分公款，它的建立有很强的自发性和自愿性。内地义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有效地管束孤寒子弟，使其不“轻生犯上”，以维持传统文化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贫贱子弟以出路和希望，是为了一方安定团结和兴旺发达，移风易俗，传播文教。

清代义学，经过全国上下长期的努力，官民的相互配合，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这为清代蒙学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普及与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为民族的融合和矛盾的化解，特别是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大一统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光绪改制后，义学被改为蒙养学堂和小学堂，大部分被纳入到官方教育体制，实现了教育的部分近代化。义学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它的变形——蒙养学堂和小学堂则在以后的历史中有新的发展，并发挥着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