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既各自独立又联系紧密。明清时期，统治者特别关注二者的联系性，而漠视了学校教育的独立性，只把学校教育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和社会教化的工具。《钦定八旗通志·学校志》记载：“学校之制，与选举相表里。……洪武之三场沿为今体，其选举之法即学校之教矣。”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表里，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5]清政府利用科考试题的导向作用来控制学校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内容，掌握教育的主导权，从而实现其培养和选拔后备官僚、禁锢士人思想以及社会教化的目的，以维护和稳定其统治。正如清高宗所言：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师儒，举古人之成法规条，亦既详备矣。独是科举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不知国家以经义取士，使多士由圣贤之言体圣贤之心，正欲使之为圣贤之徒，而岂沾沾焉文艺之末哉！^[6]

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及加强君主集权专制，清统治者以按其意愿改造后的程朱理学紧紧控制士人思想，一方面用带有文化恐怖意味的文字狱震慑士人，另一方面广建学校，开科取士。通过开科取士，沿袭明代把考试形式主要限定为八股文，内容限定在《四书》《五经》之中，且作八股文时要求所论内容必须依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即所谓的“代圣贤立言”，考生不得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能自由发挥。另外，就是八股文本身也有很严格的规定：每篇文章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又各有两股相对偶的文字，文章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和声调缓急都要相对成文，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此外，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对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制：清世祖时每篇限550 字，圣祖增至650 字，高宗朝则要求700 字，并成为定制。将科考的形式和内容都规定得如此之死，士人为了功名利禄，大多只好钻研于《四书》《五经》，而抛真知学理及其他学问于不顾。就学校而言，大到国子监，小到蒙学，都以教授八股写作为主，为应试科考做准备。(www.daowen.com)

清统治者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利用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调控学校教育，八股取士，一方面的确起到了控制和禁锢思想、笼络士人的作用，扩大了统治基础，维护和稳定了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极大地破坏了士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整个社会渐趋僵化，使清代的政风、文风、学风和士习日坏，使清王朝最终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