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长类的家域与漫游行为受它们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群体的大小（Clutton-Brock＆Harvey，1977；Waser，1977；de Ruiter，1986；Isbell，1991；van Schaik et al.，1992；Ostro et al.，1999）。Milton＆May（1976）在研究灵长类的家域面积与体重之间的关系时发现，群居型灵长类要比个体体重相似的独居型灵长类拥有更大的家域，并认为这可能与它们在家域内的移动方式的差异有关。独居型灵长类必须在同一区域内来回移动寻找食物；群居型灵长类成员可以借助其他成员的帮助找到丰富的食物资源，这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觅食策略。同样，Clutton-Brock＆Harvey（1977）发现家域面积与猴群重量（个体数×平均体重）、日漫游距离与觅食群重量（觅食个体数×平均体重）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认为这与猴群个体增多而导致食物需求的增加有关。然而，Isbell（1991）却认为猴群大小（个体数）与日漫游距离之间的关系并不都表现为正相关，特别是叶食性灵长类的日漫游距离并不总是随猴群的增大而增加。她认为这与叶食性灵长类的食物分布有关，即由于树叶数量丰富且分布均匀，允许猴群分散觅食，从而缓解了群内个体间的觅食竞争，降低觅食代价，所以猴群大小几乎不影响叶食性灵长类的日漫游距离（Isbell，1991）。Dias＆Strier（2003）对绒毛蜘蛛猴（Brachyteles arachnoides）漫游行为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种群因素，包括繁殖状况、群间关系等，也影响灵长类的家域和漫游行为（Struhsaker，1974；Rasmussen，1979；Curtin，1980；Harrison，1983b；Isbell，1983，1990；Kinnaird，1992；Overdorff，1993；Schwab，2000）。Schwab（2000）证实，在交配季节，雄性小倭狐猴（Microcebus cfmyoxinus）的家域明显大于雌性个体，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繁殖机会。在少数灵长类中，同种的猴群之间的家域完全重叠，而且会发生群间的冲突，但冲突的程度在不同的种类中表现不同。例如，孟加拉国莫图布尔地区的戴帽叶猴两性群的家域完全重叠，但相邻猴群之间能相互容忍，并不表现出领域行为（Stanford，1992）。然而，多数灵长类的家域只是部分重叠，而且表现出明显的领域行为（Clutton-Brockt＆Harvey，1977；Bennett＆Davies，1994；Oates，1994）。对资源进行保护普遍被认为是产生领域行为的主要原因（Goss-Custard et al.，1972；Jolly，1985；Kinnaird，1992）。此外，Dunbar（1988）和van Schaik et al.（1992）都认为，某些灵长类的配偶保护是引起领域行为的重要原因。有人还提出，防止寄生虫病传染也是影响灵长类家域和漫游行为的原因之一（Freeland，1976；Hausfater＆Meade，1982）。(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