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创造了一个新词——Ecosystem（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生态学家的极大兴趣，促使大量研究文章的问世。随着生态系统研究的深入，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扩展到许多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海洋学、环境科学等^[10]，形成了生态系统生态学、生态系统土壤学、生态系统地质学等次级学科；社会科学中的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都引进了生态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系统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但是“生态系统”这个词进入经济学领域却比较晚，这可能是由于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某种对立所导致的。甚至到1990年代，仍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强结合是不可能的，弱的结合是可行的，弱的结合只对环境政策的发展起到有限作用（Russell，1996）。这种对生态学和经济学结合的悲观思想延续了生态学家将人类自身排除在生态系统之外的传统做法。尽管生态学家并不看好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但是经济学家天生的乐观态度阻止了这种悲观情绪的扩散，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消除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的“隔阂”，生态经济学的诞生使这种“隔阂”的逐渐消失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尽管Schultz于1960年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ecosystemology（可以译为生态系统方法论），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但是，ecosystemology这个词并没有流行起来。1962年，Schultz在提交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资源委员会的一篇论文中，首次将生态系统作为概念性的工具引入自然资源管理中，并且提出了生态系统管理的概念。该篇论文1967年被收到由V.Ciriacy-Wantrup and J.S.Parsons主编的《自然资源：质量和数量》一书中。但是不幸的是，Schultz的该篇论文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并没有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因为Schultz不是经济学家，或者是因为他后来没有转向生态经济学的研究。

1966年，Kenneth E.Boulding发表了著名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可以译为《未来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文章。Boulding在文章中指出，未来的地球就像一艘宇宙飞船，是封闭的，人类不能再像驰骋于无边无际平原上的“牛仔”一样任意所为。因此，Boulding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无限的观念是荒谬的，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必须考虑环境的承载力，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福利。尽管Boulding在全文中仅仅两次提到生态系统——ecosystem或ecological system，并且没有给出生态系统明确的定义和范围，但是Boulding分析经济现象的思维模式与后来生态经济学所倡导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经济分析方式非常类似。

Georgescu-Roegen的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两段，前半段他一直致力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纯理论”研究。Georgescu-Roegen关于消费者效用和生产函数的研究为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受到同时代经济学家的高度赞扬。甚至Paul Samuelson（1965）称他为“学者中的学者，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Mark Blaug（1985）认为他是凯恩斯之后的伟大经济学之一。由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Georgescu-Roegen从1960年代开始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和生产理论，认为经济过程受风俗习惯和生物物理规律制约（Georgescu-Roegen，1960，1965）。Georgescu-Roegen开始将经济过程看做生物过程，从而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到经济分析中，试图将生物的、社会的和自然地结合起来分析经济过程，并创造了“生物经济学”（bioeconomics）单词。1971年Georgescu-Roegen出版《熵规律和经济过程》（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该书成为将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的第一部划时代著作。

作为Georgescu-Roegen最为杰出的学生，Herman E.Daly继承了其导师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Daly（1968）指出了生物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相似之处，即都是研究“生命过程”。Daly认为，生物学研究“皮肤内”的生命过程，经济学研究的是以商品及其相互关系为主导的“皮肤”外的生命过程，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应当是生态学的一个部分。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Daly提出了一个生态视角下考虑人类经济的更加一般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方法。(www.daowen.com)

这四位学者采取了也许是超越同时代学者的分析方法，“背离”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希望在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期望拉近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距离。尽管Schultz似乎被当代生态经济学家所遗忘，但是Boulding、Georgescu-Roegen和Daly却被作为了最早的生态经济学的尝试者，“生态经济学之父”的光荣称号被赋予这三位早期的拓荒者。

20世纪60、70年代无疑是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混乱的年代”。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手足无措；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传统主流经济学显得力不从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给经济学理论雪上加霜。经济学需要新的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各种经济理论应运而生，经济理论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过去的40多年中，生态系统经济理论的研究沿着四条道路继续被推进，一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二是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研究，即如何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如管理目标的设定与分解，工具、手段等的选择；三是生态系统管理的实施及效果评价；四是生态系统损害及其损害的补偿。这四个方面的研究需要生态学家、经济学、环境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及政策决策者等的通力合作，这也体现了生态系统经济理论的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目前，一和四的研究往往融合在一起，即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评估往往为生态系统损害及其补偿提供一个基础，而对生态系统损害的经济补偿又可以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鉴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与目的，作者主要集中于对一和四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