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往往“纠缠”在一起，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两个主要原因，也构成了对帕累托最优竞争性均衡的直接威胁。一旦竞争性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性，那么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自由市场的信念基础也将不复存在，那么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不是像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普适性便值得怀疑。于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经济学家对两者采取了忽略的态度或者将其与传统经济理论分开处理的方法^[4]。

尽管有经济学家把关于公共物品的讨论上溯到休谟（David Hume）时期，但从现有文献综合来看，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现代性理论极有可能发源于经济学中对“灯塔”问题的讨论。穆勒（John S.Mill）（1848）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的最后一章中写道：“确保航行安全的灯塔、浮标等设施，也应该由政府来建立和维护，因为虽然船舶在海上航行时受益于灯塔，却不可能让船舶在每次使用灯塔时支付收益费，所以谁也不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建立灯塔，除非国家强制课税，用税款报偿建立灯塔的人。”^[5]尽管穆勒在书中并没有太多笔墨对“灯塔”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是，这并不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反复地提及“灯塔”问题，借用“灯塔”来讨论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灯塔”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如此重要，以至科斯（Ronald H.Coase）（1974）专门写了一篇讨论“灯塔”问题的经济学文章——《经济学中的灯塔》——来阐述“灯塔”问题在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演进中的地位。1883年，西奇威克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借用“灯塔”问题否定了“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这一传统经济学家所秉持的信念^[6]，但西奇威克既没有提到外部性也没有提到公共物品。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专门讨论了生产的外部性，他说，“我们可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7]马歇尔首次提出了外部经济概念并讨论了行业发展给企业带来的外部经济问题，但对生产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外部不经济）和消费的外部性并没有进行讨论。因此，马歇尔并不认为外部经济具有普遍的存在性，也没有意识到外部性可能会给传统经济理论所带来的冲击。对外部性的更深入讨论则由庇古完成。庇古（1920）在其名著《福利经济学》中通过对比社会和私人净边际产品的差异分析了现代经济学经常讨论的一些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例子。并用火车头喷出的火星可能给周围的森林造成的损害来解释外部性问题。庇古的分析基本与现代学者对外部性的分析一致，并且提出了解决外部性的被后来称为“庇古税”的最初设想。

从西奇威克到庇古，都把外部性作为对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背离，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以化解外部性问题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则成为经济学一直努力的方向，直到目前，外部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完全的解决。无论是“科斯定理”还是“庇古税”都不能说是外部性的完美解决方案。

相比于外部性问题解决的困难，公共物品的提供与利用问题的解决要完美的多。公共物品和外部性问题通常“纠缠”在一起，当经济学家讨论“灯塔”通过哪种方式弥补社会净边际产品与私人净边际产品的差额时，有些经济学家开始讨论应该如何提供与“灯塔”类似的产品，这种讨论导致了公共物品理论（亦称公共财货理论）的出现。(www.daowen.com)

维克塞尔是现代公共物品理论的奠基者，其在《财政理论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现代公共物品理论的雏形。维克塞尔提出了公共物品提供的一种判断标准，即一致同意原则。尽管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维克塞尔提出的这个原则是无法实现的。同为瑞典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hl）在其老师工作的基础上，将公共物品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通过引入局部均衡分析，林达尔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林达尔均衡”的新的理论，同时，也为公共物品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尽管林达尔关于公共物品的理论最初并没有被经济学界所接受，但经过萨缪尔森的改进之后，最终公共物品理论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原来被看成可能危及传统经济理论，有可能导致传统的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范式崩溃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终于被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这也为环境科学和生态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如果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仍然游离于现代经济理论之外，很难想象会产生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这两个新的分支。

随着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的日渐成熟，研究者对这两个理论的应用日臻成熟。海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资源，人类的海洋活动亦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因此，海洋经济成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应用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来源于与人类海洋活动有关的“灯塔”问题，最终也在人类的海洋经济活动中找到了最广阔的应用，可谓源于斯，用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