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考虑其自身经济行为对周围环境影响的历史并不长。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世界观的支配下，人类一直自认为处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主宰和核心地位，生态系统成为人类无偿提供资源和服务的“奴婢”。1962年，卡逊（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改变了人们所秉持的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甚至肯尼迪总统专门在国会上组织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书中的观点。虽然《寂静的春天》受到来自于致使环境遭受破坏而获利的企业、机构等的猛烈抨击，甚至卡逊本人也受到来自这些企业、机构的人身攻击，但是，毋庸置疑，《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及国际上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人类开始关注自身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今天，人们对未来的忧虑远远超过了前人，人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不自信。水的污染、土壤流失、森林面积减少、植被破坏、臭氧层越来越稀薄等问题使人类不得不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陆地资源的开发殆尽使人们的目光转向了海洋，1976年海洋专属经济区（Exclusive Economic Zone，简称EEZ）的设立使大部分沿海国家对海域的管辖权扩展到200海里^[1]。随着专属经济区的设立，世界1／3的海洋成为各国的“私产”。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海洋学家等期望随着海洋管辖权的延伸，各国能够更加理性的开发和保护海洋，使海洋生态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仅需要来自海洋的食物，而且需要海洋能够提供除食物之外的其他服务，如冲浪、海滩日光浴等。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在一片散发着恶臭、漂浮着各种垃圾的海域进行冲浪和日光浴；任何人都不希望在洗过海水澡之后全身皮肤溃烂；任何人也更不希望吃过海鲜之后上吐下泻。因此，良好的海洋生态系统是人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更高需求，人类对海洋的要求不再仅仅停留在要求海洋提供蛋白质的层次上。但是，专属经济区的设立并没有阻止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日益退化。因此，海洋生态系统维持和保护需要各国的通力协作。

生态系统保护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但是，通常被看作自由物品的生态环境进入经济学家视野的历史并不长。

尽管经济学分析的范围越来越宽泛，但其范式仍然没有脱离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范式，即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由家庭、厂商、政府等部门组成的封闭系统，着重强调竞争性市场的效率与系统内部的均衡状态。而对于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得以输入所需物品及输出“剩余物”的生态系统，经济学通常采用视而不见的方式进行处理，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便采用“内部化”的方式进行解决，后者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对“外部性”和“公地悲剧”问题的处理。

尽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问题早已存在，但直到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开创性研究之后，外部性问题才正式地进入了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构成了对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最优的致命威胁，也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威胁，这促进了经济学家致力于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工作，最终，外部性问题在加入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之后成功的纳入了经济学范式，同时，也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市场化手段。但问题总是层出不穷，1968年，哈丁（Garrett Hardin）在《公地的悲剧》一文中将公共资源的利用问题重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经济学家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解决公共资源的利用问题。外部性和公共资源利用问题既构成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威胁也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如以产权、交易费用和契约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环境经济学的出现。经济学正是在不断地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获得丰富与充实的。(www.daowen.com)

随着人类对海洋的关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宝库，海洋兼具了公共资源和外部性的双重特点，同时，相比于传统的囿于一国市场公共资源和拥有外部性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海洋则是“世界级”的公共资源，并且，人类的海洋活动不仅可能给本国的第三者带来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效应，而且可能给其他国家的相关经济人带来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效应。

人类愈加频繁的海洋活动也为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即经济学家如何能够运用经济手段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前提下使海洋开发避免“公地悲剧”和尽量降低人类海洋活动的负的外部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海洋的开发问题并没有跳出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完全可以使用传统的解决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相关理论解决海洋开发问题。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海洋对人类的意义主要是海洋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但海洋生态服务与传统商品并不完全相同，主要体现在，海洋生态服务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的5大假设，特别是海洋生态服务无法界定产权亦无法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导致海洋生态服务无法形成市场价格，因此，传统经济学无法处理海洋问题。

但本书认为，一方面，正如处理外部性和公共物品问题一样，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学应该能够解决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最重要的价值评估问题），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即不损害市场效率又不破坏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范式的经济手段。另一方面，如果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包括生态系统在内的更大的系统，那么经济学家就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而不是仅仅从人类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个环节思考狭隘的经济系统的均衡。

因此，本书尝试以海上溢油生态损害经济补偿为切入点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纳入经济分析中，从而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经济分析提供一种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