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亲子关系

社会责任感包括“做好事”和“不做坏事”以及改正错误并弥补其消极后果。同情心。利他主义、内疚感和抵制诱惑是社会责任感的相关因素。亲子关系是社会责任感的源泉，它开始于儿童2岁时对母亲要求的服从，而当儿童遵照母亲的安排并实际实行之时，这似乎是社会责任感内化的一个早期标志。反之，有条件的服从似乎与自我调节无关。

从他人调节到自我调节的转变有两种主要的解释：①内化依赖于社会交换，即用循循善诱的说服和适当的权力维护对儿童进行一致的要求，使儿童在不过分焦虑的情况下培养其编码和储存社会规则的能力；②亲子关系的温暖和敏感性，激发了儿童的服从和自我调节。Grusec和Goodnow对这两种解释的矛盾进行了调和。他们认为，儿童的特征（包括气质）调节着权力和温暖对儿童的作用，而其中介物也许是对儿童提出的具体要求和儿童对此的理解和接受。但以此假设为基础的纵向研究很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毫不令人奇怪，安全依恋比不安全依恋的儿童更有同情心。同情心的社会化（即模仿）发生于安全依恋，并在此关系中获得“做好事”的泛化期待（generized expections〕或工作模式（working models）。Kochansha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同情心与母亲的同情心、责任感和讲理高相关，且其一致性女孩大于男孩。Eisenberg等指出，这种性别差异也许反映了在利他主义社会中同性的亲子关系比异性的亲子关系更重要。然而，目前缺乏充分的父子关系的研究以证实此假说。

亲子关系对不同的儿童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威信型管教方式也不总是产生有责任感的儿童，其具体的维度（如敏感、温暖和适当的控制）与儿童气质的匹配产生不同的结果。Kochanska的一项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惧怕型儿童中，轻微的控制会导致最佳的唤醒，使儿童产生责任感；而对于不惧怕型儿童，移情的母子关系提供了责任感内化的必要动力。(www.daowen.com)

（二）同伴关系

Hart等用协方差分析表明，考虑了父母的威信型后，亲社会行为仍与儿童的受欢迎性相关。Dekovic和Janssens对学龄儿童的回归分析表明，由教师和其他儿童评定的利他主义只部分地中介于威信型管教方式和社会测量地位之间的关系，但对它们的直接效应依然存在。Brown等发现，父母重视学习成绩和共同作出决定与儿童通过自己的良好学习成绩和自我依赖所获得的受欢迎性相关。这是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以儿童行为为中介的另一标志。但由于缺乏纵向研究，难以建立这些相关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缺乏社会责任感对儿童今后适应的作用的详细说明。

儿童的友谊逐渐以社交性、合作性和成熟性为标志，友谊关系的体验将促进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各种证据都支持这种观点。但由于儿童是彼此的相似性来择友的，友谊与社会责任感的相关也许并不能反映社会化的作用。并且这种相关是中等程度的，也许是因为反社会行为儿童间的友谊并不具有互惠性和稳定性。儿童的气质、父母的性格和亲子关系的共同作用产生出通向社会责任感的各种不同的道路。亲子关系通过社会责任感与同伴关系发生联系。同伴关系自身也为儿童“做好事”和“不做坏事”提供了附加变异。

西方社会日益重视社会关系对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其研究日益深入和详细。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式的使用日益频繁，发展序列逐渐清晰，各种发展方向得到区分。认真分析和借鉴这些已有的成果，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