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政治思想中法的意识并不明确、完备，而且之于人治政体，政府和法律的产生都是出于权威者的意志。西汉武帝时的酷吏杜周就曾言：“三尺（律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汉书·杜周传》）法律是怎样产生的？法律的实质是什么？杜周认为从前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了法律，后来国君认为对的就记载为律令。适合当时情况就是正确的，不必要遵循古代的圣王法度。所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法律完全出于君王的意志，因而臣属揣测上意、阿谀执法，法律反而助长了君王的专政集权，而绝对的寡头政治和无限制的权力都是违背人民意志和自然法则的，所以不具备正义和民主的法理属性。人类的法治思想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日渐成熟的，因地理空间、国情制度和文化意识等的不同，也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立法原则和法理体系。但就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而言，在东西方法治精神上却有共识，即立法与行政的分立与制衡，从而避免产生绝对的世俗权力垄断。于是在东西方古老的法治思想中诞生了最高的权力意志，即作为终裁者意象出现的神与天。

“谢雪卢（西塞罗）以为‘法律是最高的天理，从自然生出来的’，凡不是有神法而来的法律，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律”^[9]，基于自然法原则，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认为法律产生于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价值，是衡量人定法的终极标准。其实，墨子天为至法的主张与西塞罗的法治思想极为一致，即人法根源于神法，神法代表终极的法权，只不过墨子将神的概念置换为至高的天而已。墨子法治思想的本质在于制约权力，在墨子看来即便是“奉天承运”的天子，也不具备完美的政治道德，其行为也并不完全符合正义。而墨子认为正义在天，天的意志就是正义，“故子墨子置天志以为法仪”（《天志下》），“墨子所谓法仪便是正义，墨子的法律观念是以正义为标准，正义本于上天好生之德”^[10]。“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墨子认为天道广大无私，施恩深厚而不自居，光耀世界永远不衰，所以圣王以天为法则，行动从事必须符合天的意志，即天之所欲。天所欲者是人们相爱相利，天所厌者是人们相恶相贼，所以天是正义和良善的道德意象，一切的政体行为与个人作为都应受到天法的制约与规范，天子也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其行为也要符合法仪，受到天法的评判与裁决。世俗的法律都有特定的执法对象和适用规条，但天法覆盖万有、无所不及，能够判断世间一切的是非曲直，行使赏罚的权力，所以墨子提出天子以至庶民行事“莫若法天”，“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墨子提出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都要遵从天志，不逾法度。“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这就是天的正义原则，墨子以天的权威来维护国家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正义性和制衡性。《天志中》墨子还引用先王之书印证天仪的至高无上：“曰：‘明哲维天，临君下土。’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不知亦有贵，知夫天者乎？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先王之书认为高明圣哲的只有上天，上天比天子还要尊贵聪明；只有天是最尊贵最聪明的，义是从天产生出来的。因此墨子提出天子的执政能力与施政果效，以及王公大夫等官职人员的为政品德也要有天法衡量：“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天志中》）各级官员正长行政顺从天意者，即为善政；逆天而行者，即为恶政，违义而行的恶政必遭天谴。所以墨子认为立天志为法则、标准，来衡量万物，天下事务人情就了然可知，是非善恶也会自然分明。

可见，与西方建立在法理基础之上、根据理性原则制定的法律有所不同，墨法人治的倾向更加明显，那就是中庸权宜、变通务实。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天是法理意义上的至高者，但它在世间的影响力、执法力都是人赋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天在中国文化意识中更多地充当了器的工具角色。孔子“执无鬼而学祭礼”（《公孟》），并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对天与鬼神的祭祀出于世俗的目的而非信仰意义上的虔诚，而墨子所列顺天意而得天下的圣君尧、舜、汤、武，以及逆天志得报应的暴君桀、纣，都是后历史时代的经验之论，因果自成，其中天意与否无可验证，所以天执法的事实本来就缺乏明证，而天执法的效果就更加难以确证了。但在战国乱局和有限的文化视野中，作为学术思想的诸子学说处于在野的社会地位，远不具备开启民智和伸张民意的文化和文明层次，除了借助天志，墨子没有更好的选择。墨子法治思想中对天志和天法的伸张，是以天的自然持衡与正义属性来规诫君权、劝导人性，表现出“屈君而伸天”^[11]的政治意向，也具有自然法的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以天为法、法天而行的思想几乎贯穿诸子各家。《老子》第79章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家认为天道不偏不倚，平衡万物而庇佑善人。西汉戴圣的《礼记·哀公问》中记载了孔子对天道的阐释：“（天道）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可见儒家已经为天道的自然属性加饰了人文精神和政治文化色彩。天的政治和道义属性在封建历史朝代不断地被充实完善，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推行的“天人感应”之说，以谶纬之学图解政治，助长了对天法、天威等观念的张扬，也使天法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www.daowen.com)

墨子对天志、天法的探索与肯定，并不意味着墨子提倡君权与神权统一的合体政治，即政教合一，在墨子的法理思想中君主的权位不仅出于神惠，还来自民爱，即百姓的拥戴。墨子说：“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尚同下》）如果君王不行仁政、不爱护百姓，百姓就可以不遵从君王的命令。“观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是谓天贼”，“姑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即可得而知也。”（《天志中》）对于那些憎人害人、违背天意的残暴君王，不仅百姓背弃，还要遭上天惩罚，所以在墨子思想中百姓的权利也得到充分的重视，成为天意的组成部分。

综上观之，墨子天为至法的思想具有实用的目的归属，也充满了理想的主观成分，而且墨子引以为证的理论和事件大多都是出于过往的历史。墨法理论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归纳，没有进行前瞻性的探索与拓展，因而也限定了墨子法治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