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学派中，以显学著称的儒、墨学派其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人治色彩，与当时主张法治与法制的商鞅、韩非子立场差异极大，但就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来看，一贯都是奉行“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礼法兼取的政治原则，由此可见，儒、墨、道、法虽各标异旨，但在价值取向上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兼容并蓄、互融互见的。所以墨子主张贤人政治、尚同政体，也不意味着墨子缺少法的理念和法治思维，在墨子政治、经济和伦理思想中都可发现其对法的价值和功能的阐述与利用。但墨子的法治思想和对法律体系的建构未有明确、一致的表达，且缺少深层的理论支撑，因而更为确切的认定应为：在墨子学说体系中已具有了法治理念的端倪或趋向，而不是明确的法治思想和成形的法理建构。

在中国封建社会，被纳入统治体系中的法治思想无疑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理学说在秦始皇建构的集权政治中得到了极大的利用和发挥。西汉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革命后，在“外儒内法”的封建统治模式中法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铸造，进而成为中国封建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特别强调法的制裁力度与君王的权势威慑，《韩非子·难势》篇曰：“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韩非子认为任何国家政体如果没有奖赏的激励与刑罚的震慑，放弃了权势与法治，即便圣贤如尧舜者，也不能治理好三户人家。因此韩非子提出治理国家、规范人性必须依靠执政者的权势与严厉的法治，二者互为支撑，彼此建构，才能确立国家和君王的权威。韩非子认为权势是政权合理、合法的坚实保障，“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子·功名》）。韩非子虽然不否认贤能执政的向善功效，但权势优于才德，夏桀做天子能掌控天下，不是因为其贤德，而是依仗权势之位；尧不能治理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不贤，而是地位卑贱。能够令则行、禁则止的裁断来源于君王的权势，君王依靠权势而推行法度，又因法的强制规范而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韩非子·主道》），君主无须作为已让臣下诚惶诚恐，所以韩非子的法理基础是君本位的，虽法度严明，执行有力，但法的自然属性却被消解了。不过从深层辨析，在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中也有对法制客观公正与平等公义等属性的阐释。《韩非子·有度》篇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提出正如墨绳不迁就弯曲一样，法令也不应偏袒权贵，法律面前智者不可逃避，勇者不敢抗拒，惩罚不回避大臣，奖赏不漏掉平民。韩非子认为法的威严在于矫上之过、究下之恶，治乱纠误，统一民众意识，这里提到法治的对象上至君王，下及庶民。但论及法的终极价值，韩非子还是回到了他的法理原点：“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韩非子·有度》）法令严明，民心生畏而不敢生乱，就能维护君主的尊贵地位，处尊贵之位的君主就有权势掌握国家政权。总之法是君王执政保权的重要工具，因此韩非子认为，君王一旦建立起执行有力的严密法治体系，就可以高枕无忧。“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严刑峻法之下，君王只需管理好官吏，保证法令畅行无阻，就可以建功立业，持守社稷了。(www.daowen.com)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重在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墨子出身平民阶层，提倡贤人政治，基本的政治趋向是人治，法治只是其人治政体的辅佐和补充，可以说是为兼爱而立法仪，墨子更主张法治的普世价值和正义目的。具体而言，墨子的法治体系依天而建，以天为法。墨子认为法的起源在于止多义之乱，统一视听：自远古以来刑法不立，民众言行无轨，“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多义导致不义，父子家庭怨毒离散，天下百姓水火毒药相亏。法作为一种具有强制力的理性尺度与规范，就是起源于这种社会群生、群治的需要。“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非命上》），墨子考察前代君王遗传的典籍中，用来治理国家、施政百姓的，就是宪法。因此墨子在汲取前人和先秦诸学派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兼爱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治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