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子的治军思想

《管子·七法》有概述：“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管子认为治军用兵要有八个方面的保证，首先要积聚财富做后勤保障，再后要精研军工、制造兵器、精选士卒、思想教育、军事训练、探察敌情、明察军机策略，做好这八个方面的工作，方能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管子军事思想强调管理、智谋在战争中的决胜作用，墨子的战术思想是“重守轻攻”，更加关注军事工程和军工器械在备攻和救守中的价值。虽然如此，在战略上墨子对战争也有全方位的考量与研究，充分重视天时、地利、人和等关键因素，肯定了人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墨子的治军思想除了体现为军事技术、工程器械甚至军事地理等实战建构因素外，也涉及军队建设、将帅素质、军事训练和作战指挥等军事管理理论，体现了墨子全面、高超的治军策略和军事理论思想。

《号令》章是墨子讲述军纪、法规和军事禁令的章节。墨子主张严明军纪、赏罚分明的治军原则。“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号令》），士卒、民丁要各守其职，对于违令者要严厉执法。“不从令者断”，不服从军令者判罪。“当止不止及从吏卒纵之，皆斩。诸有罪自死罪以上，皆遝父母、妻子、同产”（《号令》），当扣押的不扣押，甚至放跑敌人者，一律斩首；犯死罪的人将殃及父母、妻子和儿女。对于叛逃的罪行也执行最严厉的连坐刑罚：“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号令》）对于令行不止者斩：“勿行，不从令者斩。”（《旗帜》）在推行严刑峻法的同时，墨子又主张赏罚分明，奖励有功：“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号令》）一旦战事获胜，守城成功，参与守城的勇士、将帅、吏卒、豪杰和男女百姓都论功行赏、封官加禄，以此鼓舞士气，凝聚民心。正如墨子所言：“厉吾锐卒，慎无使顾，守者重下，攻者轻去。养勇高奋，民心百倍，多执数少赏，卒乃不怠。”（《杂守》）正所谓善御兵者，善用刑赏。(www.daowen.com)

（二）墨子的军事用人原则

对于军事人员的任用管理，墨子主张不避贤才，御之以术。在人才使用方面，墨子认为首先要做好人才信息的调查统计工作，这样才能做到人尽其用、野无遗贤。“县各上其县中豪杰若谋士、居大夫重厚、口数多少。”（《号令》）各县都要统计上报本地乡贤、豪杰的信息情况和人口数量，然后根据各人所长对其进行分类。《杂守》篇曰：“有谗人，有利人，有恶人，有善人，有长人，有谋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有外人者，有善爱人者，有善门人者。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乃内之。”官府对于各类人才要充分掌握，名副其实地接纳使用。“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举屠、酤者置厨给事，弟之。”（《迎敌祠》）对于贤大夫和各类技师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职务等级，安排屠夫、酿酒人到厨房从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均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杂守》），做到职责均衡、强弱有数，这样天下事也会尽得其宜。墨子主张将帅的选拔任用必须谨慎：“且守者虽善，则犹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则犹若不可以守也。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可以守也。”（《备城门》）墨子认为肩负一国安危的将帅人选，必须是既有能力而又得到国君信任的人，说到底必须是国君能够驾驭的人，一个有能力的野心家其祸国之力不亚于犯境的敌寇。所以墨子明确提出：“四面四门之将，必选择之有功劳之臣及死事之后重者，从卒各百人。”（《号令》）守城的将领要选择立过军功和为国家效过死力的人或其后人来担当，国家权重势厚的职位必须授予可靠的亲信之人，且堪当此任者，“尊用之”。墨子在军事管理能力和人才鉴察力方面对君王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认为明智的君王要善于识别人才、鉴察人才，还要有能力驾驭人才，此外还要做到“近贤人远小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保国无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