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思想包含了对一切战争行为的否定，但在维护国家和平与军事制衡方面，墨子认为战争也是不可或缺的止战手段，所以墨子并不回避对兵法、战术的研究和推广。墨子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止攻战术和防御工程、战争机械的研究和使用，因此墨子是一位积极反战的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墨子的战术理论涉及战争攻防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弱小国家联合抗守、以弱御强的反战策略的研究，犹显系统深刻，且可操作性强，在战国时代极具实用和推广的价值。

（一）备防御攻的国家安全战略

在中国人文精神中特别强调“忧患”意识，基于对人类生态现象的思考，孟子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二元对立的生存理论，而后的范仲淹更以融贯古今的宏通视野把家国和人生的命运一体担当，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喟叹，表达了士人阶层深厚的忧患情怀。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思想的精神特质以及士大夫群体所具有的建设性的生存忧思，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执着于人类命运的抗争意识。欧阳修在他的史著《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也提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观，可见居安思危已成为史鉴。忧患不代表悲观，战国时期政治动荡、群雄问天，政治格局随时改写，所以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总要关注时局、观时察变，于乱世中谋生存、谋发展，因此忧患既是前瞻性的政治智慧，又是墨子军事思想的题中要义。

在历史的洪流中，国家的强弱、兴替，周而复始，所以无论强国、弱国都不可短视苟安，墨子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常怀忧患之思，多思善谋，方能长保久安。墨子将国家忧患的内容和领域具体化、实践化，提出“国有七患”，墨子所说的国家七患，即国家不事守御、内外无防；敌兵压境，无友邦救援；民力耗尽，国无储财；仕者重禄，国无直臣；国君昏聩，失德失政；所用非人，贤者失位；国无仓储，失信于民。墨子还进一步指出：国家若存这七种祸患，必定亡国；城邦若存这七种祸患，国都必定倾毁。墨子七患所涵盖的内容已涉及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国家储备、民心得失等关乎国运、民生的诸多问题。七患之说涵盖深远、精辟透彻，而且皆有迹可循，有史可鉴，墨子深切的忧世情怀也由此可见。“他在《七患》篇中叮嘱人们要仓有备粟，库有备兵，心有备虑，城有备守，……”^[4]墨子的七患说有特定历史形态下的内涵和特质，其中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备方面的忧思，这也促成了墨子较为完备的防御军事理论的诞生。在应对各国生存危机方面墨子并未停留在理论与概念的阐释范畴，而是以实践的、发展的理论探索，构筑防御体系，设计防守战术，制定国家的防备战略。墨子的备防战略涵盖了守备与战备、内备与外备等军事安全的所有领域，其战术理论已相当成熟、相当完备。墨子熟谙战国时代的各种兵器、机械和建筑工程技术，这在他的军事防御著作《备城门》《备高临》《备水》《备梯》《备突》《备穴》《备蚁附》等篇章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墨守”的军事概念也来源于此。《备城门》诸篇都是墨子针对各种攻城战术而具体制定的守城措施和防御工事，其中还掺杂了各种军事器械的布防与设置，是非常系统化、实用化、科学化的备守理论和城防技巧。《备城门》作为备战的首篇，其意义和作用也是最为重要、最为详尽的。针对筑山临攻、钩梯爬城、冲车攻城、云梯攻城、填塞城沟、决水淹城、隧道攻城、穿突城墙、打洞城墙、密集爬城和使用四轮车、高耸轩车12种攻城战术，墨子均提出针对性极强的坚守战术：“凡守围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揗，守备缮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众以选；吏民和；大臣有功劳于上者，多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可见，墨守的首要原则是坚固城池、备好器械、充足粮草、亲和四邦，而城防为重中之重，因此墨子对城门机关的设置、城墙建筑、地道挖掘、城防器械、城上工事、军民守卫、守御战术等都有详细的部署、设置，体现了墨子完备的战略战术思想。《备城门》以下各篇都是针对具体的战事情况制定的不同防守措施，如面对“积土为高，以临吾城，薪土俱上，以为羊黔，蒙橹俱前，遂属之城，兵弩俱上”（《备高临》）的来犯之敌，墨子守战之术是“守为台城，以临羊黔”，“为高楼以射道，城上以荅罗矢”（《备高临》），在城头上建高台射击敌人，并以草编厚物抵挡敌人箭矢。《备梯》篇讲的是应对“云梯”的守备，墨子设计在城墙上开凿爵穴、熏鼠似的小孔，以箭石、灰土、悬火袭击敌人，“则云梯之攻败矣”。以下《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诸篇是分别针对敌人的水攻法、突门攻击法、隧道攻城法等而设计的城池防守战术。此外墨著中的《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篇章也都是研究守城时人员布防、军规禁令和城防设施、粮草安排等安全防御措施的。由此可见，墨子的防御战略和军事战术的设计何其完备详尽，墨子的这些兵家思想和防御理论不仅利在当世，其潜在的功效和价值也不容忽视，墨子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形成极具建设性价值。

（二）救守以却攻的军事策略

非战、不攻是墨子战术思想的终极目的，“救守以却攻”是贯彻墨子这一战术思想的又一军事策略。“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传统兵家所主张的最高军事境界，但止攻非战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不乏“兵不厌诈”的阴谋论，以不战的手段达到攻城略地的目的，这是非攻的伪命题，与墨子的非攻思想格格不入。墨子对人伦世界的理想设计，是纯粹的非暴力与绝对的和平主义，无论是人际的生存世界，还是现实的家国天下。(www.daowen.com)

为达到却攻止战的战略目的，墨子研究推广备守、备城的战术战略，但墨子也认识到备守备防的有限性，《备梯》篇中禽滑厘曾向墨子请教守城之术，墨子对此讳莫如深，曰：“姑亡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少闲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灾。”关于守城之术墨子不愿道其详，反而告诫禽滑厘：为君王者如果自恃精于守城，内不亲抚百姓，外不缔结盟友，疏远强国，轻视大国，就会物极必反，自蹈覆亡，墨子说这就是懂得守城之术反遭其害的不利了。为把战争消灭于未然或将战争的可能降到最低，在备守防御之外，墨子又提出了“救守以却攻”的战术理论，即通过建立国内武装应急自救体系以及国外战略互助联盟的方式，结成抗战统一战线，形成坚固的内外联防联盟制衡体系，御敌于外，形成敌不敢攻、敌无力攻的国家安保形势，这就是墨子自救与互救的国家安保策略。

首先，墨子提倡国家的自救。墨子的战术原则比较重视军事工程、军事器械和作战技巧的运用和设置，但在墨子的自救战略中并不忽视人在战争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守入临城，必谨问父老、吏大夫、请有怨仇雠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为之解之。”（《号令》）墨子主张将军临战守城，必须先解决当地的民事纠纷，晓谕利害，一致对外，如果因私仇私怨而妨碍守城公务的，“父母妻子皆断”，都要判罪。在墨子守战理论中，提倡充分发动社会各阶层，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全民动员，共同应战，各尽其能、各出己力，参与自救与互救。这其中不免有政府号令的强制成分，“命必足畏，赏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辄人随”（《号令》），但也体现了墨子全民与共、救亡图存的群体意识。对于百姓墨子认为要进行常规化的军事训练，“安则示以危，危则示以安”（《杂守》），和平时期要居安思危，常存备战之心，加强军事训练，战乱期间鼓励百姓奋战杀敌，以求和平安定。墨子提出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国家能迅速反应，全民皆兵，“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姊妹之旗”，“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辨异衣章徽，令男女可知”（《旗帜》）。“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吏，令给事官府若舍”（《杂守》），身材不足从军者，要在官署当差，城里的官吏、士兵、百姓，还要结成联防、联保户。“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号令》），左右邻里要相互保护救助，参与军事行动。“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后、左右相传保火。”“诸以众强凌弱少及人妇女，以喧哗者，若上城者，衣服他不如令者，皆断。”（《号令》）各家百姓还要参与邻里间的火灾联防，负责防范战时状态下的各种打砸抢等不法行为。一旦临战，“（守堂）时招三老在保宫中者与计事得失，行德，计谋合，乃人保”（《号令》）。守城的将军还要经常召集地方三老议事、议政，商讨军务，增加战争胜利的保障。百姓还要协同地方官府做好本地父老、豪杰以及战士的父母、妻子、儿女的安抚、保护和存恤工作，“及勇士父母亲戚妻子，皆食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吏卒民死者，辄召其人，与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号令》）救死扶伤，安抚家属，做好善后事宜。对战争状态下国内军民参与守城御敌、自救与互救的细枝末节，墨子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墨子不独提倡国家内部的相互支援、共御外敌；关于救守的原则，墨子更提倡在不同国家间的适用性和功效性。

其次，墨子提倡国家间的军事互援与互救。弱国无外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大多缘于强弱势力的失衡，强国庞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往往成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推手。墨子时代的好战之国就有齐、晋、楚、越等，因此墨子认为弱小国家的生存还需要与大国或弱国之间建立互相依存、彼此救助、抱团生存的关系。“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非攻下》）墨子主张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互助，搭建起国家间关系的第三极，即大国、小国之外的一个国家助守联盟。这是一个存在于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制衡的第三者，是一种契约性质的非实体存在，它可以适时应变，协调各方关系，和平时期盟约国之间互助发展；一旦陷于战事则给予军事和道义上的帮助。第三极的存在是对强国霸权的震慑与约束，在诸侯角力的战国时境，墨子希望通过第三极的力量来稳定、制衡国家关系，维持世界和平秩序。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唇亡齿寒”“围魏救赵”等故事都是记载小国互助、谋取生存的例证。墨子虽然提出了国家间互援互救的生存原则，但《墨子》中对当时诸侯国间的助守事件却未见详载，倒是对墨家自身奔走列国、助弱止攻的史实多有记载。“‘助守’主要是技术层面的，是‘非攻’战略在战争过程中的落实。《墨子》记载了墨家实施的三次‘助守’行动，分别是‘止齐伐鲁’‘止鲁攻郑’‘止楚攻宋’，成功地阻止了三次大国对小国的不义攻伐。”^[5]可能墨子在理论上对国家间的互助互救原则进行了探索和规划，却未见具体的史实案例，但墨子在止战非攻上的坚守和努力，于时于史功莫大焉！

（三）诛暴以维和的军事正义

在政治和道德层面墨子坚决反对战争，认为好攻的君王嗜杀成性，犹如战争的屠夫，他们又往往巧言辩饰：“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也。”（《非攻下》）把攻伐、侵略的暴行视之为立义名于天下、树德行于诸侯的豪壮之举，并竭力批驳墨子的非攻说。墨子对此予以坚决反击：“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非攻下》）面对好攻伐者的非难，墨子指出他们的论据并不成立，从前大禹征有苗，商汤灭夏桀，武王伐商纣，都是应天意、顺民心的圣王之举，他们的讨伐不叫攻，而叫作诛。“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非攻下》）墨子认为三王发起的圣战是为诛暴，而战国诸侯间的混战实为攻伐。因此墨子认为以暴制暴、以战争的方式消除战争，也符合战争的正义原则。“墨子认为，正义战争并不都是被动的‘守御’战争，主动出师征伐有罪之国，也是一种正义的战争。墨子将伐‘无罪之国’定义为‘攻’，这是非正义的战争，将伐‘有罪之国’定义为‘诛’，这是一种正义战争。”^[6]“诛”可视为墨子以战反战、以战维和的反战实践，是先发制人、遏制战争的有效战略。《管子·七法》篇曰：“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从兵法上讲，杀一儆百，诛一暴而威天下；持植少数而影响多数，天下怀德，战为不得已，如果战争富有正义的目的，合乎天下人的利益，墨子也是支持并积极介入的。但墨子对“诛暴”战争的性质认定有极严格的标准，研究者杨建兵对此有详细的阐释：“首先，墨家认为，只有把‘诛罚’的权力交给其‘行广而无私’的‘天’来判断、甄别和执行才是靠得住的；其次，‘代天行罚’的诸侯国君，其资格需要审察，只有受害者本人才有‘应天行罚’的资格，否则，就像未经请托去教训伤害别人不听话的儿子一样荒唐；最后，罚当其罪，不能重复惩罚，‘郑人三世杀其父’，天罚已经足够，不能重复加重惩罚。其实，墨家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并无正当的‘诛暴’战争，所有的战争，其发动者都是没有‘诛暴’资格的，这一点与孟子的‘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观点不谋而合。”^[7]可以认为，墨子诛暴的理论前提是泾渭分明的善与恶、正义与邪恶，这其中大多是假设性的历史情境。但人类社会的运行必须超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回归理性与人文的发展轨道，和平与公义才是各种手段之后的最终目的，这也是墨子对世间永恒和平的历史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