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伦理的建构方面，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在墨子看来，爱即利，利，义也，墨子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就是能否“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对战争性质的判断亦是如此。张知寒先生曾把墨子之义界定为：“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敖贱、富不骄贫、壮不夺老的‘七不’标准；有力相营、有财相分、有道相教的‘三有’标准；上者强听治、下者强从事的‘两强’标准；利国家、利百姓、利万民的‘三利’标准。综合起来，这就是墨子量度天下义与不义的总标准。”^[1]这个义利标准，也是墨子衡量战争的义与非义的基本理论依据。

（一）墨子战争的类属界定

墨子将先秦时代的战争归为两类，即义战与不义战。

1.掠夺与侵伐的不义战

墨子以攻伐为不义，《非攻中》批曰：“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指出国家的战争行为，就是夺民财用、毁弃民生的暴力暴行，而且墨子指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战争的正义性何在？墨子追究战争的直接根源，就是君王个人的私欲，即“贪伐胜之名，及得之利”，可见君王的好大喜功以及利欲贪念往往是触发天下争战、百姓死亡的根源。而且墨子进一步指出战争的破坏性触目惊心，“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饿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非攻中》），战争状态下的人民居无定所、饥寒交迫，疾病死于道路者不可胜数；战争直接导致的人员伤亡更是数不胜数，更无须说战争对社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等造成的破坏与改变，而战后的修复成本与时间也都是难以估量的。墨子在《非攻下》篇还分析了战争对争战双方的双重不义：“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惮其众。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好攻伐者发动战争，侵略弱国或无罪之国，以坚甲利兵杀戮无辜，毁坏庄稼树木，损坏城郭沟池，烧毁祖庙，屠杀人民，并以杀戮鼓舞士卒，激励死士。墨子严厉谴责这种杀伐成性、灭人家国的战争行为，认为这是悖逆圣人之道的不义之举，而且战争的伤害与后果是需要双方来承担的，对于战争的发动国来说：“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久者数岁，速者数月。是上不暇听治，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纴。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非攻下》）战争的发动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国家出征的士卒难以计数，负担劳役者数十万，战争又没有时限，以致国政荒弛、百姓废耕，再加上士卒死于道路、劳役死于沟壑者，又不可胜数，客观上讲对于攻、防双方而言，战争无最终的胜出者，因而墨子指出侵伐是不义的战争。

2.诛暴与自卫的正义战(www.daowen.com)

对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之事，墨子说“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非攻下》）。“诛”从字面上讲意味着动机和意志的合理性，诛的对象是有罪。墨子强调战争行为与结果的正义属性，“攻”为恶，为不义；“诛”为善，为义，“诛”的目的是实现真正的终极的和平与正义。基于贵义的原则，墨子对以战治暴和出于自卫原则的战争持认可和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义战。墨子崇尚兼爱，推行非攻，一生身体力行，止战于未战，有记载着的成功案例如墨子的止齐伐鲁、止楚攻宋、止鲁阳文君攻郑等事件，都是经过墨子的努力，息兵止战于未然的。但置身战国乱世，墨子及墨家弟子虽倾尽其力奔走游说、反战止战，但据实而言他们的止战努力，对于愈演愈烈的战乱局势也是反转无力、收效甚微的。所以墨子也意识到反战、止乱不能依靠单向的道德自律与有限的他律，还需要弱小国家以更积极的建设性行为去治暴止暴，在源头上消除暴力。为此墨子提出了弱小国家联弱治强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外救内守的国家自卫策略，肯定了联弱伐暴、外救内守的战争具有惩恶和自保的正义底线。墨子以武治暴、以战止战的诛暴态度，韩非子也有理论上的认同，但韩非子崇尚以自身的实力和强力诛暴，主张国家自强论：“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韩非子认为国无大小，明智的君王应该具备战略上的卓识远见，自立自强，自己国家的安全不能倚靠别国恩赐，不要依靠别人不背叛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背叛；不要依靠别人不欺骗我，而要依靠我的不可欺骗。对国家而言，自立自强、发展求存的意识固然重要，但考察战国时势，诛暴止攻所需要的国力、财力、民舆非一般弱小国家所能达到，因此联小成大凝聚“诛暴”合力，形成联保机制，建立以弱胜强、以弱制强的统一战线，以克制、应对大国侵伐，维护弱小国家的生存，这是墨子所肯定的义战。此类案例如《非攻中》记载的“智伯之事”，晋国的智伯实力强大欲行攻伐之事，以兼并诸侯，因此赵、魏、韩三国皆有“唇亡则齿寒”之忧，基于“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的危机共识，“是以三主之君，一心勠力，辟门除道，奉甲兴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三国同心合力、联弱治强击败智伯，虽然这只是小规模的战争案例，但对于弱小国家联弱击强、以武制暴，以求生存的现实需求来说，无疑具有激励的价值。因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墨子认为弱小国家的生存，除了主动出击的联合诛暴行动外，还要建立自己的自卫自防意识，能打自卫防守战，这也是墨子认可的正义战。为此墨子提出贫弱小国要有常态化的备战思想，居安思危，无战备战，提高自身的防守意识和防卫能力。为实现生存自保，墨子指导贫弱小国要在备城、备突、备穴、备梯等方面加强战备，训练士卒、百姓，研究备战方案，建筑防御工事，随时准备投入战争，抵抗来犯之敌。

墨子在《非攻下》篇一再指责战争为“天下之巨害”，所以即便是诛暴或防御的战争，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其终极的目的还是止攻、止战。“‘非攻’的实质是让他人生存，体现了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种对他人生命的深切爱护和关怀。‘守御’的实质是使自己生存，体现了民族尊严和自卫精神，对自己的群体与国家的诚挚热爱。中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可以说是墨子‘守御’思想的外现，是一种正义精神与和平精神，……”^[2]诛暴是为了实现非攻，自卫是为了捍卫非攻，二者都具正义的基础和内涵。

（二）墨子的反战立场

“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儒家以仁爱、正义的政治立场反对战争，孟子认为君子辅政应该导以正道，引导君王施行仁政，而不是辅助君王攻伐开疆，行王霸之道。与孟子不同，墨子是一位精于战争理论、熟谙战术原则的军事家，但又是一位坚定的非战、反战的非暴力主义者。墨子对战争的认识更为深刻透辟，每言及战争，无论正义与非正义，墨子都要鞭辟入里地展示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以客观的全息的解析，质疑战争在人类共生空间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墨子兼爱、非攻、尚同、非乐等的社会伦理思想都意在消除统治者的贪欲私利、剥削掠夺、喜战好功等不义作为，建立和谐共享、和平互助的理想社会，所以墨子崇义尚和、反对战争的立场十分坚定，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义战、防御战，墨子也主张以战止战、以守止攻，或以战求和的和为贵立场。墨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是非常理智、理性的，可依次列为：非战、反战、慎战、息战。非战是国家关系的最高境界，也是墨子的最高理想。非战不成就要反战，在反战策略上墨子除了以强制强、以强止暴的诛讨行为外，更提倡善守为攻、守中有攻的战术原则，做到“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退守则坚不可破，出诛则势不可当，这就是墨子进攻与防御相得益彰的非攻、止战策略。有学者总结墨子的军事思想：“一是提倡救弱，不主张助强；二是注重防守，不强调进攻。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可称之为‘救守’的反侵略战争思想。”^[3]反战环节中的以战止战也是墨子止战策略的下下之选，即便如此，墨子依然主张要慎对战争，计算战争成本，力求把战争的伤害降到最小最低限度，因为墨子认为无论是主动的义战还是被动的不义战，战争的最终目的都不是开疆掠物，而是息战止战，建立和平的人类生存环境。墨子一生致力于扶危救弱、助守止攻的政治和军事实践，墨子的军事思想具有批判和开拓的理论价值，足显墨子的人道情怀和大爱无疆的道德精神。反战是墨子固守的战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