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期，也是文化自觉的时代，无论是政治格局、社会经济、文化伦理都面临着解构和重组的历史机遇，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各家学派在历史的机遇面前遵天道、体自然、法先王，以革新的勇气和担当的主动，谋划在政治、经济、哲学、道德等层面构建新型的国家形态。春秋战国诸侯割据、战乱频仍，战争与军事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话题，对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研究在先秦诸子的学术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篇幅，诸子百家在军事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军事哲学、军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先秦道家老子善处柔弱，厚生好德，以“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42章），“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76章）的生存理性，反对一切兵戈战事，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30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第31章）。所以老子主张去兵，提倡建立“小国寡民”、各得其安的政治社会。本着仁爱、德治等儒家文化精神，孔子慎待战争，主张“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强调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要师出有名。另外儒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以及“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等君子修为要求，客观上也是对为政者政治行为的规范约束，自然也包含了对战争行为的底线要求。孟子更直接宣告“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并将为君王开疆拓土、充实府库的所谓“良臣”称为是辅佐桀纣的民贼，提出辅政之道在于“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管子·七法》篇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法家先驱管子精通军事，提出治民要有军备，用兵要有策略，战胜敌国要靠事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提出战争的合理性要求。先秦兵家著作《司马法》指出战争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只有“讨不义”“诛有罪”的战争才富有正义的目的，而且对待战争必须慎重，辩证思考战争的利弊。《司马法·仁本》曰：“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治国者不可好战，亦不可忘战，极端的战争立场都会给国家带来危险。以研究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著称的孙武，在其兵书《孙子兵法》中也主张“慎战”，提倡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孙子·谋攻》），战争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先秦儒、道、兵、法诸家的军事战争思想，都是基于历史现实和人道原则的建构。相较而言，墨子非战、反战的道德、理性色彩更加鲜明，墨子著作中不仅有集中反战的理论篇《非攻》，还有《备梯》《备突》《备城门》等务于备守止战的军事实践理论。可以说在先秦诸子论中，墨家学说最具完备的军事理论体系和最严明的战略战术思想。但墨子又是一位终极意义上的反暴止战、维护和平的兼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在道义层面，墨子以兼爱调和战争，和合诸国；在军事层面，墨子以守为攻，止战于未然，反映了墨子全面、务实的战争观和极富个性的军事理论思想。(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