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教育在教育对象、教育主题、教育风格和目标上都显示出多元的价值取向。处于社会巨变的历史格局下，墨家教育也一直在评估和重建的道路上不断地走向完善，以更加理想完美的形式呈现于历史的视野。墨家知、义、勇的教育体系更加突显了墨家子弟的道德魅力和学派风范，墨家教育不仅要塑造知性的精英、生存的强者，还要造就富有德性的人，道德人格是墨家人才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墨家大智大勇形象的内在底蕴。墨家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墨子型的全科人才，即集道德英雄、学术精英、科技通才于一身的，并兼具担当意识的命世英才；次之是培养特长型的专业人才，意在造就各具其能、各谋其生的社会阶层群体，实现人不累世、世不忧人的和谐社会生态。但无论何种人才都必须兼具墨家的道德人格。

墨子认为民生之初政教不立，人心各异、祸乱始生，而至战国时期，又加时政混乱，教化不彰，“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尚同上》）。战国社会一片乱象，家庭不睦、父子离散，百姓相互残害，天下失序犹如禽兽一般。墨子认为只有统一教化，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完善人性，塑造富有德性的民众和尚同一体的社会，因此墨子重视德教。老子曰：“上善若水。”墨子已崇尚水德，《经下》曰：“取下以求上也，说在泽。”这是以水喻道，言人居下位之姿，方能成就上位之功，包含着“心不在功，功在当世”的超然。墨家之士多为郊野平民、手工匠人，虽居下位之势，但都能像墨子一样不以身份自微，积极入世，勇担天下之义，这就是墨家崇高而独特的道德人格。墨子提出国士的标准应该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国士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卓越的辩才以及渊博的学识。墨子将德行列在辩才与道术之前，可见相对于人才的天资与勤奋，墨子更为推崇的是人的道德品格。“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修身》）墨子认为战士的英勇、送丧的哀情、国士的才干都是建立在德行之上的，德为行事之本，所以墨家培养的兼士必须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内在德性。兼爱的具体指向是义利，墨家的德性也以义为先：“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耕柱》）义不仅是施政治国的宝器，还是墨士必备的修养，义德促动义行，并在义行中得以实现。《经说上》有墨家对义与行的阐释：“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义者以天下为己任，以自身的能力兼善天下，而不求天下为我所用。行是正义的德行，正义的作为出于内在的善意，而不是为沽名钓誉，图谋虚名的作为就是奸诈，等同强盗。这里不仅体现了墨子志、功合一的思想，还再次阐明了墨家“内树德，外无功”的道德立场。墨子《贵义》篇引导弟子建立义的品德：“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认为要抵达义的至高境界，必须去除个人喜、怒、哀、乐之情的束缚，以仁义作为行动的唯一准则，以身赴义方能显示义的存在，成就圣人的事业。由此可见，墨子教育不但是在知识、能力方面授人以渔，而且注重在贵义、尚德、践义方面，造就具有仁义、兼爱品格的富有实践能力的德性人才。

墨家德育的另一核心内容是培养墨家学派的团队精神与凝聚意识。比较可见，先秦的任何学派，都不具备墨家如此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及捍卫墨道、慷慨赴死的集体主义精神。《尚同中》曰：“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个体的认知总存在局限，在视听、闻见、传播与谋划方面，参与帮助的人越多，视野就会越广阔，计划就会更完备，事业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墨子的这段话本来是用于宣扬天子视听如神，臣民必须上同于天子的说教。但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墨家对群体力量和团队精神的重视和提倡，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方能汇聚力量、成就大事。《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篇记载了墨家巨子孟胜的事迹，孟胜为守与阳城君的约定慷慨赴死，一同就义者有墨家183位弟子，孟胜说：“吾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孟胜为捍卫墨家之义，毅然执法于自身，而从死者百八十人皆义无反顾，其舍身赴道的牺牲精神、捍卫正义的顽强意志，千古以来，令志士扼腕感慨。“综观墨学实行之大纲，其最要莫如轻生死，次则忍苦痛。孟子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曰，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夫轻生死不易，忍苦痛尤难；轻生死争之于一时，忍苦痛持之于永久，非于道德之责任，认之甚明不可。”^[6]墨家的道德使命感和英雄主义精神赋予了墨家子弟出众的道德意志和行动能力。

在塑造墨家道德人格方面，墨子提倡主动学习、自行修身，《修身》篇云：“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这种修习方式重视发挥个人内在的原生力量，以内察自省、反求诸己的方式来实现。墨子认为如果因品行不修而受人诋毁，那就应当反诸身，以圣贤之德修养身心，逐步做到怨少而品修。《修身》篇还规定了墨家弟子必备的四种品格：“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对待穷、富、生、死的人生境遇，君子会产生廉、义、爱、哀等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必须是内在真实的。考察圣人的德性，其存之于内的，是无穷的慈爱；举止于身体的，是无比的谦恭；谈说于口唇的，是无比的雅驯。墨子认为廉、义、爱、哀的正义情感大概只有圣人具备，但墨家也要追随之、仰望之。“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公孟》），墨家的道德人格施诸行为，首先应该做到“自难而易彼”（《亲士》），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修身》）具有兼爱之心的墨士，必须具备德性的自察与自觉，做到毁己之言不入于耳，伤人之语不出于口，害人之念无存于心，这样就使外在的诋毁、攻击无从施展；而君子的意志也因此日日增强，志向愈加远大，品格也日臻完善。以这种德性品格立身行事，必然会达到墨子的处世境界：“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亲士》）穷达不改君子之志，杂处庸众而无怨尤，这都源于墨家的道德自信和道德实力。只有立于道德的至高处，才能在行义的作为中坚守信仰，永不言弃。《公孟》篇记载：“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因为墨子被视为圣人，墨子生病跌鼻就质疑鬼神赏善罚恶的正义性，墨子开导跌鼻，血肉之躯在寒暑、劳碌中得病的原因很多，无关鬼神的明智与否，道德信仰不能生搬硬套地用于生活的细枝末节。而且墨子认为“义”是不容置疑的永恒价值，《贵义》篇子墨子谓二三子曰：“为义而不能，必无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斵而不能，无排其绳。”墨子告诫弟子行义是内在道德的实践，若行义不果，一定不要归罪于义，就好像木匠劈木材不成，不可归罪于墨线一样。在义面前只有行动者，而无质疑者，墨子把义的价值最终交由未来决定，所以在行义的道路上义无反顾、永不言弃。

墨子认为对德性与道德人格的考察与评价，要在判断主体思想意愿真实、真诚的基础上，对其道德品格进行志功合一的定性评价，才能得出合乎真相的结论。《鲁问》篇子墨子曰：“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人的视听所得只是事物的表象，真实的意图往往潜伏较深。钓者躬身，并非出于对鱼的恭敬；诱鼠以虫，也非喜爱老鼠。基于现实世界的复杂形态和社会个体立场与目的差异，所以墨子主张对人与事的评价，不要为表象、表现迷惑，要深察行为的动机及关联情境，综合志功，力求做出真实、公正的评价。《耕柱》篇记载墨家弟子耕柱在楚国做官，有几位同门前往探访，耕柱招待他们每餐仅供食三升，于是他们回来告诉墨子，耕柱在楚国毫无作为收益甚微，招待同门很不优厚。墨子却不以为然，说：“未可智也。”“毋几何（耕柱）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不久耕柱就以十金回报师门，由此可见弟子耕柱在楚国的建树以及对墨家的忠诚，另外也显示出墨子评判人事不武断、不盲从的态度，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就是墨子合其志功、以观长效的评价方式。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之于中国学术文化悠久的发展历程，墨家学派恰如绚烂划过的流星，在有限的时空辉煌闪耀，稍纵即逝。但作为一种主题、风格或元素，墨学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价值和体式，特别是墨家立意高远、有所坚守、敢为人先的教育思想。墨子是战国知识精英中较为独特的一位，其贴近大众社会的平民意识和较为自信的英雄性格，造就了其侧重从总体利益思考社会问题，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和方法解决问题，并试图在某种意义上去制衡社会，或以一己之力去矫正社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担当意识。墨子以此作为墨家教育的目标和出发点，就使墨家的教育实践和学术思想具有了崇高的意义。作为特定社会中的历史存在，墨家教育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但从教育规律和教育学的内涵范畴来看，墨子教育思想不是一个完备成型的实质性存在，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中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对象，且包含了许多想象和理想的因素。而且墨子教育思想有明显的经验和感性成分，往往以自身的体验和想象来建造自己的教育理论，或引古证今，到历史中去寻找现实合法性的起源，这是墨家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所在，但这也使墨家的教育实践缺少了一贯的体式和制度化的资源链接；另外，在墨家强者生存论思想影响下，墨家教育多少也忽视了受教者的性格和资质差异，降低了教育的期望值。但站在客观的批评立场审视，社会、文化、历史、思想总处于再出发的时刻，没有终结的完美，只有比较的不足，在时间的场域，墨家教育已站在了难以超越的高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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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卓彩.墨学概要［M］．济南：齐鲁书社，2007：94.

[2]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3.

[3]孙卓彩.墨学概要［M］．济南：齐鲁书社，2007：150.

[4]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03.

[5]陈柱.墨学十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4.

[6]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0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