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秦私学的先行者，儒、墨学派的影响力最大，且并称当世显学。但正如梁启超所言，儒、墨教育的对象和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孔子与墨子异者一事，孔子游说王公大人而已，墨子则下逮匹夫徒步之士。孔子对于匹夫徒步之士，其有愿学者诲之，否则不强也（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公孟所谓扣则鸣，不扣不鸣也。墨子则不择人而强聒之，此孔墨之优劣比较也。”^[4]儒家教育是面向仕途梯队的培养，而墨子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匹夫徒步，那么他的施教内容必须与匹夫徒步的生存需求和生活状态接轨，培养他们生产、生活的技能和基本的生存保障能力，即培养有实践能力和行为自觉的人。基于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利天下为之”的社会伦理精神，墨子的教育内容和教学结构注重实用技能和实证的价值，培养有践行意志的人。《韩非子·显学》篇云：“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韩非子从法治的视角批判儒家游说君主谈古而不论今，不考察时政法令，不了解社会实情，一味宣扬上古美德，空谈道德，形同巫祝。墨子也认为儒家学说存在虚浮、不堪实用的弊病，因此教育弟子处世作为要务实变通，利世而为。《鲁问》记载孟山在墨子面前称赞王子闾的事，曰：“昔白公之祸，执王子闾，斧钺钩要，直兵当心，谓之曰：为王则生，不为王则死！王子闾曰：‘何其侮我也！杀我亲，而喜我以楚国。我得天下而不义，不为也，又况于楚国乎？’遂而不为。王子闾岂不仁哉？”墨子却不认同孟山之说：“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为无道，则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为不义，何故不受王，诛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难则难矣，然而未仁也。”对于孟山赞扬楚国王子闾不惧白公威胁，宁死不做楚王的行为，墨子却不以为然，虽然墨子认为王子闾守节不屈是难得的义举，但是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如果王子闾认为楚王无道，那么为什么不接受王位而推行王道呢？如果王子闾认为白公弑君不义，为什么不接受王位，诛白公再交王位于惠王呢？所以墨子认为王子闾眼界狭小，所谓的义行也不过是狭隘的私义，无利于家国天下。墨子提出君子“必择务而从事”，“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行为做事要有为于时、有利于世方为大勇大智。《经说上》：“功：不待时，若衣裘。”成就于民有利的功业，不要等待时机，就像衣服破了才去做新衣，可能会于事无补，所以对于做事、行义，墨子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责任感。

在诸子私学体系中，墨家教育的开放性是极高的，墨家办学形式的开放性、教育权益的平等化，以及人员的流动性、专业的广泛性方面，是其他诸家所无法企及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墨家教育的多样模式，既满足了知识型弟子求学发展的要求，诸如人文、社科和自然、工程等学科门类的设置；又为各类普及型世俗知识教育提供了机会和可能，诸如生产、技术、工艺、技能等门类。自古以来知识作为社会体系的构成，不可能完全处于中立的地位，教育也隐喻着意识形态的内涵，如果教育是一种有政治倾向和价值的行为，那么墨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化，墨家教育对于推动社会阶层的融合与互动、社会安全秩序的建构，以及民众自我意识的养成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总之，墨家教育思想的客观性、包容性以及科学、合理的目标建构，使墨家教育机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墨家扎根实学、以业树人的教育理念，也不断地推进着墨家教育向纵深发展。

《孟子·滕文公上》阐述了孟子以社会分工确立人的社会地位的观点：“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承认社会分工的必要和意义，但又认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并视之为天下之通义，这种表述存在着工种类别上的歧视。墨子不同意此说，认为无论脑力还是体力劳动都是“赖力而生”的行为，不存在“食人”与“食于人”的等级差别，引申到教育领域，知识与技能是同等的教育形式，二者并无实质的差别和高下之分。在墨子看来，民以食为天，劳动的价值就是介入生活、谋取生活，并最终成就生活。墨子特别提倡以劳动求生存的价值观，把耕稼纺织、工程技艺、经商经营行为与王公大人的治国理政相提并论，都视为基本的学业内容，给予同等的重视和积极的引导。对于技术、技艺类弟子的教育，墨子并不是简单地教授传习技术，而是更注重学习者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的培养。《经上》篇说：“巧转则求其故。”墨子教育弟子对于师传的工艺、技巧要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法同则观其同”“法异则观其宜”，反对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学习方式，鼓励弟子学思结合，善于把握规律，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周密地思考，切实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关于墨家军事工程、机械制造等技能类教育，梁启超也曾提及，梁启超认为战国反战、止战最彻底者是墨子。“但墨子还有格外切实可行的地方，和普通‘寝兵说’不同，墨子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既然墨子坚决地反对侵伐战争，就要切实落实非攻战术，因此军事教育成为墨家必备的技术课程。墨家弟子中研修兵法、精于守备者大有人在，而且对于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防御工程所涉及的工程建设、防御战术的教育也得到实施，可以说墨家已将此类反战技能教育普及到老少百姓、妇女儿童。在墨家非攻不但是一种社会反战意识，而且已经落实为全民反战的军事技术和实践能力。(www.daowen.com)

墨家的践行教育，不仅要求弟子掌握实践的技能与技巧，还要具备从事的热情和果敢，做到大智大勇，无私无畏：“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修身》）坚强的意志、果敢的行为、广博的见识和诚信的品格，这是墨家对实践类弟子的品格要求。《经上》篇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又曰：“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所急。”“任”在墨家解释为扶弱济困、任侠尚义的作为，损己益人，经受自身不愿经受的痛苦以纾解他人急难。墨家的慷慨大义已经超越了荀子“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修身》）的处世境界，墨子认为只要敢于任事、勇于担当，兼爱也并非难事。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来，未尝有也。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兼爱下》）墨子认为君子要效法先贤，笃志力行，兼爱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君子就可以成为兼君、兼士。墨子反对夸大困难、行事推诿的消极任事态度，同时也反对不计后果的盲目行事。墨子教育弟子做事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利取其大，害取其小，并实现志与功的有效合一。《大取》篇云：“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行动先要对事物做出权衡，权，并不意味着寻求对与错的评判，而是衡量其是否具有正当的价值。砍断手指以保存手腕，那是在利中选取大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并不是取害，而是取利。墨家言利，都是基于天下共有、共享的公益与公利。

墨子践行教育的理念、方式和范畴都独具特色，在战国时代极具创造性和启发性，墨家教育的实效和功力也令人惊异：“夫死者人之所至难，而墨子之徒，乃乐为之如此。墨子非有特殊感化力，曷足至此？观其百舍重茧以往救宋，预知公输盘之欲杀己，而犹亲往焉。则其视死如归，墨子盖身自行之。故弟子亦相率而效之也。”^[5]千古中华一墨子，其伟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