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教育体现为知性类的学术文化教育，涉及六艺中的礼、乐、书、数等内容，属于基本的人文常识和生产生活知识的传习。作为通识文化的交流与传承，这是公私教育必备的基础教育内容，志在造就知性的人。在通识的知识教育之外，各学派还向弟子传授本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学说理论，这一点在墨家尤为显著。墨派不排斥圣贤之学以及史学等社会科学教育，教授弟子博识万物，明晓事理。《贵义》篇子墨子曰：“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认为先王之道乃是垂世的史鉴，当学当行，闻先王之道而不行，是对历史的大不敬。《耕柱》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巫马子谓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誉先王，是誉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针对巫马子以枯骨称谓先王之道的说法，墨子坚决反对，认为后世称誉先王，是称誉使天下生存的先王之道，该称誉的不去称誉，这就是不仁了。但墨家的知性教育不同于儒家带有浓厚的政治道德色彩，而体现为对科学精神的执着和坚守，这也是儒、墨两家互相非难，而结局不同的原因之一。此外墨家勇于践行，对偏重内省克己的儒家人格精神，以及儒家教育的政教伦理定式，也极不认同。如荀子所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荀子亦强调治学的内求功夫，墨家科学精神正是对这种偏颇认识的修正。墨家教育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就在于它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和倡导，如梁启超所言：“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墨经》而已矣。”（《墨经校释》自序）

“墨学之全体大用，可以用两字包括之，曰爱，曰智。《尚同》《兼爱》等十篇，都是教‘爱’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情感。《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都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合起两方面，才见得一个完全的墨子。”^[2]“他（梁启超）用‘爱’和‘智’概括墨学的价值和功用，认为‘十论’是‘教爱’之书，《墨经》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类的理性。”^[3]《尚同》《兼爱》等十篇是墨家社会学、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等方面学术思想的阐释之作，是墨家教育的重要内容，而梁启超所提及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墨著六篇，内容博大精深，不仅代表了墨家在逻辑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就，还广泛地涉及对数理、几何、光学、物理、机械等诸方面的研究认知，其中不乏世界性的领先成就，其理论的深刻性在今天亦具有启示和应用的价值。墨学的知性研究成果落实到墨家教育领域，就使墨家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且富有探索的实质和科学的内涵，比如《经说上》中“久，古今旦莫”“宇，东西南北”等的阐释，就包含了墨家对时间、宇宙的认知意识。此外，墨家对成影、重影、倒影等物理现象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解释，《经下》篇曰：“景不徙，说在改为。”“景二，说在重。”“景倒，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景迎日，说在转。”阐明了影子本身不动，影动是因光源或被照之物的移动而引起的科学原理；而重影则是由位置不同的两个光源同照一物而引起的；倒影在于光线交错、小孔的存在并且有一定长度的影子而成；因日光的反射，影子永远迎着太阳等光学原理，这些原理都是基于科学且客观的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理论。墨家关于数理知识的表述也极其深奥，《经下》篇云：“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住。”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道理在于建立元素的集合，集合里包含了若干的元素而形成。此外墨家学术也涉及商品经济学的范畴，如《经下》曰：“买无贵，说在反其贾。”商品无贵贱，其价格以货币的币值来衡量。“贾宜则售，说在尽”，价格适宜交易就会达成，因为双方都已让步到尽头，这些见识代表了墨家超凡的智慧和对科学的求索精神。墨学的研究还涉及思辨逻辑和语言学等领域，《经下》篇中关于“‘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以及“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的阐述都体现了语言逻辑的缜密性和表述的生发性；墨家的思辨逻辑在《大取》《小取》中阐释得较为充分，《大取》篇侧重于对利害的权衡论证、同异的辩证分析以及故、理、类推论三原则的阐述，《小取》则主要探讨事物的认知理论，提出“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不同的认知结果，因而认为在对事物的推论中需全面考量，不能偏执一念。

关于对知性知识的习得，墨家也有独特的见解。墨家认为“知”既是一种静态的知识学问，又是一种动态的认知活动，《经说上》曰：“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墨家提出“知”就是经过思考分析和考察认知，获取明白透彻的知识。《经上》篇阐释了获取知识的三种渠道：“知：闻、说、亲。”经人传授获得的是闻知，通过自己推论而得的是说知，自身耳闻目睹得到的是亲知。墨家教育弟子要熟谙三知，广泛地学习，认真地思考，以求客观真实地获取真知，并且在学习中锻炼、完善自己的志向德行。对于知性知识的学习，墨子主张务实、务稳，切勿好高骛远，见异思迁，《修身》篇曰：“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学贵专，艺贵精，一事不明，勿求广博。对于间接获取的知识，墨子主张要“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经上》），经过心智明察，以把握其真义，做到“成言务成之，诡则求执之”；对于正确的论点要推助以成，对于诡辩的言论，务求制止它。墨子还告诫弟子学习切勿拘泥师道，人云亦云，对于儒家“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君子循而不作”“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非儒下》）等迂腐、僵化的学习观大加鞭笞。墨子注重从学习力、分辨力和执行力方面培养墨家弟子。(www.daowen.com)

墨子鼓励弟子勤学多思，不要泥古盲从，培养有思辨能力的人。在对待圣贤经典的态度上，墨子认可孟子的观点：“尽信书不如无书。”《贵义》篇记载了墨子与弦唐子的对话：“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墨子南游使卫车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了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墨子曾对弟子公尚过说：“（书）揣曲直而已。”墨子说书不过是用来衡量是非曲直而已，书读多了也无用处。弦唐子因此质疑墨子出行何故载书如此之多，对此墨子循循善诱晓之以理，说天下万物殊途同归，流传中会出现差错、分歧，因此书就多起来了。现在像公尚过这样已经明察事理、洞察精微，就不需要再用书来教育了。这件事一方面体现了墨子因材施教的育才方针，对公尚过的教育不同于其他弟子；另一方面也显示墨子书教的灵活性、变通性，引导弟子建立正确的读书态度，敏于思考，大胆质疑，以此来明辨事理，获取真知。“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经下》）墨子举尧为例说明辩证思维的意义，墨子说：如果以今推古，必定认为尧为善治的明君；但若以古论今，尧也未必能治理好今天的国家。学术研究要走在时代的前列，真理愈辩愈明，墨家反对“辩无胜”的消极论调，“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认为持此论者是没有搞清楚辩论的实质是什么。墨子主张对任何言论、行为的评价必须放在实用和实践的考察中进行界定，辩论价值的有无，也要经过墨子“三表法”的验证，考究其本源，探查其缘由，观乎其实效，以史为鉴，取法民情，验之于实践，才能做出合理的评判。所以墨子教育弟子治学修身要尚实不务虚，对于古圣先贤的道德理论和言行作为也要进行明辨分析，考察其动机，明辨其结果，只有达到志功合一的标准，其言论和行为才具有公正和合理的价值属性，才具有学习和利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