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商周文化发展的断层期，也是古代文化文明的创新与重构时期。在历史风云中发展起来的战国私家教育，门派众多，各学派既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主张，又有彼此之间基于相同历史语境的相互塑造与相互影响。儒、墨两家就存在这种同质而又对立的关系，儒、墨都主张以知识育人，培养知（智）士人才，但关于智士的标准，两家观点却不尽相同。《公孟》篇记有儒、墨关于知的辩论：“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儒家弟子公孟子提出古代圣王以德立位，道德智识最高者将被立为天子，次者为卿大夫。因此通《诗》《书》、察礼乐、备知万物的孔子岂不可以尊为天子吗？墨子对此不以为然，反驳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知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墨子所认可的知圣，不仅要明察礼仪、尊天侍鬼，还要有兼爱、节用的见识才能和果敢的执行力。如果仅以孔子的道德、礼乐修养来行政天下，那无异于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的愚蠢之见。墨子认为智识学术、道德品格不是执政者必然、单一的政治素质，见识卓著、知行合一、坚毅敢为也是政治家不可或缺的品质。因此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中，墨子既聚焦于当时的社会历史需求，又兼顾传统教育理念，以墨家学派思想为主导，打造出学术意识强、实用功效显著、社会公益明确的有类别、有层次的墨家教育内容体系。

子墨子曰：“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贵义》）墨子认为圣人不是道德上的至尊，而是具有反省自察力、以言行宏道劝化、勇于担当道义的人，因此墨家教育的内容定位为知识、道德和实践三个主要环节。知识类教育的体系建构包括通识知识和墨家学术、科技等方面的知性教育；兼爱非攻、节葬节用、修身贵义等属于伦理道德教育范畴；实践类教育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包含人类百工技艺、生产经营技能和军事工程技术，甚至还包括墨家弟子吃苦耐劳、勇于任事的身体和精神意志训练。据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一文研究，墨家弟子也由此分为三类：一类是相里勤、五侯之徒，“得于勤俭力行者多”，属于践行派弟子；一类是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徒，“得于论理学者多”，此派弟子属于智士学者类弟子；一类是宋钘、尹文一派，“得力于非攻、宽恕者多”，是墨家道德派弟子。(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