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材施教的术业型教育

业出百端，术有专攻，“不能而不害”（《经下》），有所不能不是缺陷。《经说下》曰：“举重不与针，非力之所任也。为握者（精通数算）之奇偶，非智之所任也。”力士不善于绣花，精通数算者不一定精于言谈辩论，“异类不比”，人的才质、禀赋、气力等诸多内在因素的差异，也决定了人不同的职业方向和生活形态。墨家弟子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个体的资质品格与求学目的也各有不同，有求仕进的，也有求学问、求技艺、求财富的，墨子因势利导，教育弟子量力而行，确立自身的求学目标，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公孟》篇墨子曰：“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明智的求学者必须充分认识自己、估价自己，才能更好地塑造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墨家弟子的职业范畴相当广泛，《节用中》墨子提到的天下百工有“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就包括了造轮车的、制皮革的、烧陶瓷的、铸金属的、做木工的等各类工艺匠人。粗略统计，墨家弟子的职业类型大致包括从政出仕型、学者研究型、技术工艺型，还有军事工程类以及耕稼、经商等各行各业的门类。

因材施教是教育最完美的境界，墨子因势利导，要求受教者慎重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有选择困难的学生，墨子也审时度人，基于自己的分析判断帮助弟子确立自己的专业方向。《公孟》篇记载：“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有几个弟子向墨子提出要一边学习，一边修习射御之术，他们完全具备主动求学的动机和方向目标，但墨子在深察其禀赋与能力的基础上，果断地制止了他们贪多求全、不切实际的学习要求，告诉他们国士尚且不能一边作战一边去扶人，何况他们还不具备国士的实力，岂能兼修文武？这是墨子告诫弟子学习切勿见异思迁、好高骛远，要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化、发展自己。《公孟》篇又载：“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告子骄傲自负，在墨子面前自诩有治理国家管理政务的能力，墨子却一语道破，指出他言行不一、缺乏自律，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不理性、不现实，引导他先解决自身的矛盾问题，稳定心性，然后再务实地规划自己的职业。

墨子将因材施教、因能择业的教育行为定义在义的范畴，具体表述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耕柱》）墨子阐述所谓的义就是使人各居其所、各得其宜，譬如建筑工程中有挖土者、填土者和筑墙者，各司其职，事情就可以成就，于公事于私宜各有所成这就是义。由此，墨子将墨家教育设置为三大类型：“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即谈辩事、说书、从事三大专业类别。

谈辩类教育是培养政务人才的，这类弟子学成之后被推荐到各诸侯国做官，参与各国政务，游说诸侯，推行墨家学说。这类弟子必须具备智识和辩才方面的优势，且能敏于应对。如墨子所称赞的公尚过：“今若过之心者，数逆于精微。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贵义》）墨子认为弟子公尚过能够洞察事理、了然万物，已不需要用书来教育他了。《鲁问》篇中多有关于此类弟子的行事记载：“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悦。”“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耕柱》篇中也有“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的记载。《耕柱》篇还记载了高石子奉师命出仕卫国的事，“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墨子认为高石子之行是“为义非避毁就誉”，对他“倍禄而向义”的选择给予极高评价。当然对于有辱使命，不能履行道义的弟子，墨子也绝不姑息，因为弟子胜绰看俸禄重于仁义，助纣为虐，所以被墨子从卫国召回，可见墨子在注重弟子专业素质培养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他们的道德品质修养。

说书类弟子是指修习典章文籍和圣贤之道，继承并广大墨学的学者型人才。墨子强于实践，但也十分看重书本知识。《贵义》篇云墨子南游卫国，车中载书甚多，对此墨子解释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所以墨子将说书类弟子单独列出就是希望培养学术智识型弟子，担负起复兴文化并广大墨门的双重使命。墨子认为说书类弟子要修习“述且作”的功课，这一点体现在墨子与公孟的辩论中：“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诛，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己有善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诛而不作，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墨子认为具有君子品格的文化精英一方面要传扬圣王之道，“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耕柱》）；另一方面也要切近时要，创造反映自己时代文化、学术的东西，要“述且作”也。墨子对公孟“先人有，则三而已矣”的文化消极论进行了驳斥：“孰先人而曰有，则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后生。”（《耕柱》）公孟认为先人已有的东西，后人只要参照效法就行了。墨子严厉地批评公孟这种僵化的文化继承态度，在述与作的关系上墨子持谨慎和积极的扬弃态度，这无疑是把教育置于了动态发展的实践空间。

从事类教育，从大的范畴讲包括工农商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从事具体生产和操作的行业，但墨子所指应该主要是从事器械制造和守城防御等实务工作。这类弟子修习的内容应为“为方以矩，为圆以规，平以水，直以绳，正以县”的工匠技巧和射御等军事技艺，学成之后从事工程建造、机械制造和防御攻守等军事任务。《公输》中所载：“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在止楚攻宋事件中提道：“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承担宋国城防任务的禽滑厘等三百人当属墨家的从事类弟子。

（二）志功合一的体用式教育

墨家教育重行动而不尚空谈。《耕柱》篇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言论必须具有行动的价值和意义，墨家子弟不可推崇空言妄语，“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因此墨子批评儒家教育尚空言而不切实用，“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耕柱》），指责儒家言论天马行空，让弟子无所适从。“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而旧者新是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以所智告之，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耕柱》）墨子认为对于叶公子高的疑问，孔子的回答似是而非、因果颠倒，只言善政的结果而未告知何以致善，并未真正使叶公子高解疑释惑，明白何以致善政的路径方法，教与学的目的均未达到。在教育的认知问题上，墨子认为学（知识）为体，必须与实践的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教育的功能价值。荀子《劝学》篇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墨家培养有践行意志的行动者，把弟子的学问修习视为一个假物借力的形式和过程，以此增强弟子做事、成事的能力和智慧。以学促用、体用结合，培养知行合一的力行者是墨家教育的显著特征，在墨家的教育实践中体是最基础的架构，而用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提升的建造进程，用的成分更多、更丰富。

墨子教育语境中的体与用、知与行实质上就是墨子所说的志与功，墨子志功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且具发展性。“言之易，行之难”（《吕氏春秋·不苟论·不苟》），人的心志表达为言语是容易的，而言语转化为行动则需意志的支持，“勇，志之所以敢也”（《经上》），“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非命下》）作为文化与思想承载的言论文章必须具有现实的责任感与敬畏感，与天地家国、邑里万民的生存真切相关，由此才能推进功效、功业的实现。而教育是对这一文化立场的坚守和践行，墨子授教的一个关键指向，就是要求弟子的言语必须经得起真实性、可行性和价值性的考问，知行合一、简言励行：“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修身》）墨子告诫弟子功成名遂之后反而要反躬自省，名誉不可虚假，切忌务言缓行、多力伐功的欺诈行径，聪明人了然于事而不繁说，努力做事而不夸耀，因此志功合一，名誉扬于天下，所以君子务要以身戴行，言行合一。对于假仁假义、以虚名自矜者墨子极端厌恶，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耕柱》）庸常之人甘于贫贱之名而不甘于不义之实，自欺欺人。墨子教育弟子要力戒虚浮，名声不会简单获得，声誉不会因伪诈而立，明确学习的目的是学为用、学为人，知行合一。引导弟子重实用、重践行，以学为体，以用为功，体用互构共建，方能成就治世之才。墨子的这种体用教育思想代表了战国时代教育的历史语境，又富有独特的价值内涵，因此也促进了墨家学派的兴盛发展，造就了墨家弟子云集的教育规模。

（三）言传身教的范式教育(www.daowen.com)

1.墨子的言传

在中国传统师教中，言传与身教是辩证互补的两大建构体系，但在教育实践中言教的成分往往重于身教，“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家使命定位了讲授型教育的主导价值，《论语》中对师言的记载多于师行，所以言教与身教的地位并不平等。反观《墨子》中的教育记载，墨子的言教成分也占相当篇幅，其学派思想、社会基础文化甚至军事防御理论、各种科学技术都是通过口授或书面形式来传授的，讲授辩论、学习思考是言教的主导形式，实践环节则处于末端。关于言教中弟子的接受方式，《大取》中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次察山比因，至优指复；次察声端名因情复，匹夫辞恶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诸所遭执而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首先，墨子引导弟子对事物的认知，该深的就深，该浅的就浅，该增加的就增加，该减少的就减少，根据自身的能力把握学习的主动性。其次，要明察学说的根由、原理和效果，掌握学说的要旨，明确学习的目标。最后，要深察学说的内容和接受情况，名实是否相符。培养思考辩证的能力，不要盲目信从他人的学说、言辞，因为人在外界诱惑下的好恶情感会影响他的判断力，不能把握事实真相。可见，墨子注意引导弟子掌握学习方法，有思想、有鉴别、有选择地主动学习。在言教中墨子也强调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个人的思考和悟察，墨子引古语曰：“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非攻中》）在知识的获取方面要做到知古鉴今，以微见著，方能致其高远。

墨子言教的内容极其丰富，但“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墨子教育也注重圣贤经典的传授，墨子论道常常引经据典，借古鉴今，《七患》中墨子讲授国家“畜种菽粟”不足之患时，就引证上古的《夏书》《殷书》，以证禹的七年水涝、汤的五年旱灾，并以《周书》中“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的论述，来说明国家粮食储备的重要性。墨子推行兼爱之道，为证明兼爱乃是取法周文王，墨子也引证经典：“《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兼爱下》）可见墨子对先王经典的熟习与重视，然墨子施教虽然也引导弟子读圣贤书、修圣贤德，但墨子认为圣学广博渊深，学习要有选择、有目的，切忌治学虚浮、不切实际。如儒家对祭礼的传授，墨子甚不认可：“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公孟》）因此墨子认为学习者要有驾驭知识、管理知识的能力，既不固守成见，因人废言，又不唯贤是从，不知变通。墨子这种通达、理性的言教精神在《公孟》篇中也多有体现。程子质疑墨子言行不一：“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认为墨子反对儒家又称赞孔子，自相矛盾！墨子并未否定自己的言论，而是设喻作答，巧妙地消除了程子的疑惑：“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鱼鸟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墨子认为墨家非儒，并不意味着对儒家全盘否定，即使儒家一无可取，孔子也有正确、不容置疑的地方，就像天气热旱时鸟就往高处飞，鱼往深处潜一样，这种情况，即使禹、汤也不能改变，也要因循习俗。对于孔子对的地方我墨子也无法改变，我为什么不能称赞孔子呢？墨子这种严谨、公正的治学态度和持守真理的学术精神，也造就了墨家弟子广纳博取、不因人废言的学习态度。

墨子是平民教育家，墨家教育的主题、形式都灵活务实、简约可行，而且基于墨子豪放大气的性格，教学形式也不拘一格、自由随意，甚至别出心裁。此外墨子的教学语言虽然平实，但又不乏幽默生动，所以墨家办学的兴盛与墨子的授学风格和内涵魅力不无关系。《墨子》中记载最多的是涉及墨子辩论、释理的场景，这也是墨子的施教内容。墨子辩理多采用例证法、类比法、设喻法、反诘法、归谬法等多种形式，语言平实幽默，但又有居高凌厉之势，令辩方理屈词穷。关于辩论中言辞的风格，墨子说：“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公孟》）墨子提出辩论时要先了解对方情况，采取与对方相应的辩论风格，如果风格气势不相应，就好比举着车辕击打蛾子，费力而无效。《鲁问》篇多次记载墨子与鲁阳文君的对话，鲁阳文君尚攻伐，不修仁义。“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鲁问》）鲁阳文君以桥国的“宜弟”恶俗来非难墨子，没想到反遭墨子讥讽，墨子说中原各国亦有这样的恶俗，不过是“杀其父而赏其子”，暗讽鲁阳文君不行仁义，攻伐成性，百姓之家父亲战死，就奖赏儿子，这无异于“食其子而赏其父”的恶行。在此次辩论中鲁阳文君被墨子的类推法推入僵局，陷入尴尬。此外墨子与人辩论或答疑释问之时喜欢以设喻喻理，《公孟》篇曾记载，有两三个弟子告诉墨子，告子能行仁义。墨子却回答：“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墨子是语言的大师，回答弟子非常幽默，说告子行仁义，就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卧下身子使面积增大一样，坚持不了多久。墨子的教学场景都是如此生动鲜活，寓教于乐；而墨子的语言又充满象征与寓意，值得深思。另外，墨子的辩论教学也场景化十足，尽显墨子的学养和风度。墨子善用归谬法辩论，使辩方无以立足。“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公孟子认为如果某人所知胜过他人，就可以称为智人了，墨子按照公孟子的逻辑推理，说愚者的所知也有胜过他人的地方，难道能说愚者就是智人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公孟子的观点不攻自破。《公孟》篇中还记有墨子与公孟子关于“何故为乐”“乐以为乐也”和“何故为室”“室以为室也”的论辩，墨子以同样的归谬推理，使公孟之论陷入荒谬可笑的境地。

作为教育的实施者、管理者，墨子为墨家弟子建立了一个自由平等、互动交流的学术见习空间，风格多样的思维形式和教育内容也激发和激励着墨家弟子的激情、智慧和想象力。但作为学者和导师的墨子更具有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治学、教学风格，墨子教育弟子师门求学要做到求真务实、勤勉治学，造就丰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一旦学业有成，要建立自己的表达立场，介入社会，著书立说，担负起传播学问、广大师门的责任。对弟子今后个人的治学道路，墨子也提出了严格的规范，《非命下》曰：“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墨子指导弟子凡发表言论，建立学说，必须先确立标准，构建基本的原则体系，就如同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以区分早晚一样。那么如何确立言论的标准和价值，墨子提出了检验言论的三条标准，即三表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子认为任何言论和学说都要经过考察史实、推究本源、用于实践等三项标准的检验，这样才能确保个人的理论、学说能够建立在历史的根据、现实的依据和行之有效的价值之上。所谓“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汉书·河间献王传》），实事求是，使学说理论经得起质疑、考验，切实地有用于世。

2．墨子的身教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精神导师，也是墨家弟子行为的典范，墨子敬畏上天，遵守法仪，具有严格的省察自律精神。《天志上》篇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认为人的言行处在光日之下，一旦得罪将无逃于天地之间，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天志上》），墨子认为上天不会忽视山林幽谷的无人之地，必明见之，然而天下士君子却无敬畏之心，无视天的存在与惩戒。墨子推行天志，法天行事，非常重视个人的行为价值和社会作用，所以在墨家教育理念中，也极为强调身教的意义。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第57章），作为墨家首领的墨子，对此也深有感悟：“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所染》）“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墨子从丝帛的染色中得到启示，认识到人的可塑性极大，就如染丝一样，外在的环境和事物对人性的建构意义重大。墨子还以历史事实举证：“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而后起。”《兼爱中》君王的喜好直接影响到臣子的行为选择，故为师者不可不慎，师道尊严确立了教师在弟子心目中的地位和规范价值。《非儒下》篇墨子曰：“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天地君亲师”，中国文化强调为师者的君父地位，因此老师的行为可能影响弟子一生，因此荀子强调：“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教师潜移默化的身范意义对教育对象而言，是无时不在的，因而履行道德操守与言行规范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不二选择。

基于社会经济运行的平衡与稳定，墨子提倡公私消费的尚俭节用，并且身体力行，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定位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鲁问》），“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节用上》），把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层次，因为墨子认为人的价值并不由服饰容颜决定，极力驳斥儒家“戴章甫，搢忽，儒服”的礼仪服饰规范。《庄子·天下》篇云：“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勤苦是墨家的骄傲和标志，也正是墨子真实践行节用、非乐原则的示范，由此造就了后世墨家弟子极端自苦、自励、以身赴义的慷慨意志。墨子一生奔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以功成自矜，不为名利所困，这样的侠义情怀自然也影响到墨家弟子。在墨子止楚攻宋事件中，不仅墨子不以存宋为功，不图世间恩报，就是禽滑厘等三百墨家弟子为宋国持械守城，成功地阻止了楚国的攻宋企图，功成之后也未见接受宋国的封赏，这都是墨家师门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和价值追求，这自然源于墨子的身教效应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师德的敬畏和认同。

《鲁问》篇还记载墨子拒绝出仕越国的事，越王以五百里封地请墨子到越国做官，墨子对弟子公尚过说：“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墨子将出仕视为行义的途径、工具，如果越王能够遵行墨道，推行仁义，墨子将欣然前往；如果越王不能采纳墨子之言，墨子前往便是出卖道义。若仅为求仕禄而出卖道义，我墨子何必舍近求远而奔赴越国呢？墨子表明自己是为义而生的，义是不可交易的，五百里封地也不能打动墨子。墨子这种尚义轻利、不务虚名的品德行为，也影响造就了墨家弟子轻浮名、重事功的行事作为。《耕柱》载墨子弟子高石子在卫国做官，卫君将其置于高位，致禄丰厚，但高石子却放弃爵禄离开卫国，他向墨子道出其中的原因：“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墨子极力赞扬石高子的义举，并安慰他：“去之苟道，受狂何伤！”选择义道而行，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墨子认为墨家看重的是道义，行义就要像高石子一样不求人知，不避毁誉。墨子还以高石子的行为教育子弟，对禽滑厘等人说：“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墨子大力表彰高石子“倍禄而乡义”的义举，正是因为墨子以“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的道德原则教育弟子，所以弟子行事才能不苟且仕途，不贪求名利，这样墨家师门相继的言传与身教意义就不言而自明了。墨子的表率作用还体现在他不以师尊自居，在弟子面前坦诚以对，展示真实的自己。《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在做木鸢这件事上墨子实事求是，对弟子们的赞扬墨子并未坦然接受，而是分析自己的不足，明确承认自己的技艺不如制车人高超。墨子的谦逊、诚实不仅在弟子面前树立了正面的形象，还赢得了惠子的称赞。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推伯夷、柳下惠为百世圣贤、万世师表，闻其风，贪者变廉，懦夫立志；刻薄之人变为敦厚，短浅之人变得宽宏。认为百世而下，伯夷、柳下惠的精神依然感人心志。孟子斯言亦可谓墨子，墨子以身化道、克己践义，示范弟子，规教后学，如方授楚的《墨学源流》所评：“化字最能传达神旨，亦即《所染》篇之染也。死乃人之所最难，而能赴火蹈刃，视死如归，则墨子感人，必有在于学问、文字、言语以外者。墨子不欲人尊师，而弟子尊之者，其人格之伟大而崇高，弟子受其感化而不自觉。古语云：以其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此其谓也。墨子以其施教之勤与教法之善，故虽有一贱人倡导，终成显学。”^[1]墨子一生身体力行，传播墨道，教化弟子，这种精神直接影响造就着后世墨家，后有墨家弟子宋钘、尹文强力而为，以传墨为务，“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庄子·天下》）。虽屡遭世人诋毁、排斥而终不言弃，真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