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项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师生的双向互动来实现。现代教育过程显示，教育的主体具有双重的身份定位，即教师是教育行为的主体，而学生则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的主体地位更高，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与此理念不同，在墨子教育思想中教育的主体是门徒或弟子，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成才，教师是辅助、引导达成学生志向或发现、促成学生禀赋、才质的人，学生的主体地位更为突出，由此也决定了墨子教育对象范围、层次、目标、成效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另外，由于私家教育缺少整齐划一的专业规范和学制标准，这也决定了墨家弟子在身份地位、品格才质和兴趣志向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墨子采取了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培养模式和教育风格，开展形式各异的人才教育，广泛培养各类人才。据《墨子》和其他史料记载，墨家培养出来的弟子广泛地活跃在战国政治外交、经济工商、生产工艺和军事工程以及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为战国经济、政治发展以及军事、外交事务贡献了知识和技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增强了墨家学派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文化一旦从权力垄断中解放出来，教育对象（主体）的身份构成和发展理念也会发生极大的改变。在战国自觉兴教的时代氛围下，施教者与受教者都具有双向选择的自由，因此教育领域学术和人才的变化和流动性都比较大。在此社会思潮下，墨子主张“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主张有能力的知识阶层要主动投入教育事业中，与人分享社会文化资源。墨子也因此设教，墨家教育知识体系丰富、专业类别多样，收受弟子条件相当宽泛，不拘身份、地位、年龄、职业和各种人为限制，有教无类，所以墨家教育具有普世、平等的价值。《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之言：“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门弟子拜师是要讲究礼仪，适当收受礼品的，但在《墨子》中未见此类记载。墨子是小手工业者出身，常自称“鄙人”，又被人称为“布衣之士”“贱人”，所以没有严格的等级意识，认为“在农与工肆之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墨子在《鲁问》篇中就提出要以“天下匹夫徒步之士”为施教对象，教之以仁义，使仁义广行于天下。墨子善于识人、因材施教，据《公孟》篇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对这类思虑敏捷的求学者，墨子引导他学义；又有“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以“吾族人无学者”拒绝受教，墨子以“何以视人，必强为之”相劝，使其授业于墨门。《墨子》中对墨家弟子名姓、事迹的单独记载并不多见，仅有者如修习政务而从仕的曹公子、耕柱、魏越、孟山、胜绰、公尚过、高石子等人；学习军事工程的禽滑厘；承继并发展墨学的随巢子；勤学好问的弦唐子；此外还有尚武的骆滑氂、严明执法的腹等人。另外有名载录而事迹不详的弟子尚有管黔、高孙子、治徒娱、县子硕、跌鼻、高何等。据《梁启超论诸子百家》一书统计，见于他书记载的墨家弟子还有夷之（《孟子》），田俅子、我子（《汉书·艺文志》），孟胜、田襄子、徐弱、腹、谢子、田鸠（《吕氏春秋》），缠子（《论衡》），董无心（《通志·艺文略》），但这些统计并不代表墨家教育的规模。《公输》篇子墨子言：“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组织的一次守城行动就可以出动三百工程人员，由此可见墨子军事技术领域弟子的规模。此外墨子备城门、备高临、备突、备穴等守圉战术的实施，涉及排兵布阵以及制造云梯、连弩车等守备器械，还要建造“行城”“杂楼”“爵穴”等相关军事工程，这都是“人众以选”才能实施的守备。这样庞大的军事行动不仅需要众多的民众参与，还需要具有一定机械工程技能和作战应对经验的专业人员从中指挥协调，由此也印证了墨子教育规模的庞大，以及教育的广泛性、民众性基础。

此外，墨子大教育思想还体现为面向社会，不持门户之见，不排斥异己的教育理念。公孟子、巫马子都是儒家弟子，曾多次质疑墨家学说、挑战墨子，而墨子并未以学派领袖的傲慢蔑视、抵制后学，而是以理性的姿态，完全从学术和道义的角度与之辩理，持之有据、阐释明确，使屡遭儒家质疑的兼爱、贵义、明鬼等思想获得了合法、合理的学术认可。当然墨子对儒家之徒在立论上的明显矛盾也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耕柱》）指责子夏的弟子在言语与行为上的严重脱节，虽然墨子词锋严厉，讥讽这种虚浮的治学态度，但在义理阐释和逻辑论辩方面墨子一贯地持客观、中正的态度，这也使儒家弟子从中获益。《公孟》篇中多次记载墨子与公孟子的辩论，墨子态度诚恳，循循善诱，条分缕析地阐释自己的理论思想，持论公允，犹如施教自家弟子。公孟子曾诘难墨子：“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公孟》）公孟子质疑墨子的节葬思想，坚持儒家守丧三年之说，而否定墨子主张的三日之丧。墨子设喻辩道，以婴儿慕父母三年的愚知，来比对儒家所奉行的三年丧仪，认为其智不如婴儿。由这些论辩看出，对其他学派的非难者，墨子总是不温不火，晓以情理，特别是对于公孟子这种深究学问、勇于质疑的后学，墨子是十分欣赏的。其实公孟子与墨子的辩论内容，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和思想的争鸣和探讨，不存在个人和门户间的攻讦，所以在这种场景下墨子总是热心释疑，视公孟等人如同本门弟子。

既然教育的主体是人，那么人存在的地方就有教育的在场，墨子是教育的积极行动者，随时、随地地施教，这也使墨子的教育对象具有极大的随意和随机性。《贵义》篇记载：“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墨子北上遭遇算卦先生，对于算卦先生阻止其北行的虚妄之辞墨子不仅不信，反而要半途折回，对其加以批驳，揭露其卦辞的荒诞不经，认为所谓的卦辞不过是困蔽人心而使天下陷入虚无之境的谎言，是扰人视听的无用之辞。这段记载充分显示了墨子随地施教、破伪存真的职业操守，也可见墨子树人、立人以改造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外墨子还敢为王者师，《公输》篇记载有墨子止楚攻宋事，墨子只身入楚，对于一意孤行坚持攻宋的楚王，墨子先晓之以义，后又以守御之术挫败公输盘，最终迫使楚王让步：“吾请无攻宋矣。”由此可见作为教育家的墨子，不但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有勇有谋，敢作敢为。此外，墨子还曾多次向楚国的鲁阳文君讲授为政之道以及处理邻国关系的原则，成功地制止鲁阳文君攻伐他国的企图；墨子还曾力劝卫国大夫公良桓子，劝其戒除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处，则使百人处于前，数百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贵义》）告诫公良桓子要居安思危、修德养士，方能常保富贵福禄。(www.daowen.com)

战国时代教育不仅面临着理论的重构，还是一个实践的课题。墨子选择了探索和践行的道路，在实践中建构、开拓他的教育理念，从而形成了墨子以人为本、教无差等的教育思想以及育人、成人的普世型大教育理念，这无疑为战国时代教育理论的重建和教育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墨子教育的成功造就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使墨学成为当世显学。《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篇评价孔墨：“（孔墨）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