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教育是构成社会形态的基本元素，教育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和时代特质。作为承载学术文明和构建智能社会的重要平台，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语境和价值立场，而且教育又有明确的指导和动员功能，由此也决定了教育在国家政治意识和施政策略中的重要地位。战国是教育转折与争鸣的时代，天子失官，文化下移，民间私家教育蓬勃兴起，这种新兴的教育形式，不但具有共时性的教育视角和教育理念，而且释放出若干新异的教育风格和教育内涵，私家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学派意识、新进意识。应对战国教育形态的转化与再造，墨子从理论建构和实践需求的层面，阐述了墨家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核和实践方式，这一思想既呼应了时代需求，又具有自我更新的发展理念。墨子以兼爱来改造现实世界，采取的是人性化的拯救方式，即以文化的道德提领来推动社会性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建构富有道德理性、互容与互享的理想社会生态，这也是墨子教育思想确立的深层动力和终极价值。基于兼爱、互利的道德自觉，墨子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推动道德目标由理论到实践的有效深化，教育的切实目的就是实现利己与利人的终极价值，完成终结乱世、实现大同的治世理想。

从孔子以来的儒家教育就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政治色彩，《论语·泰伯》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很明显，儒家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肩负道义和政治使命的士人君子，人的存在首先是社会性的存在，而儒家教育注重引导人的内视和自省，在培养人才的实用价值和行为能力方面较显不足。相对而言，墨家教育更具人文发展和切实切用的双重导向。基于兼爱思想，墨子主张教育首先要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侧重于劳动技能的培养、技术技艺的传承以及对行走经商的鼓励，甚至对节用非攻等行为的引导，都是在强调生存的意义。所以，墨子教育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人的生存能力，即人自给自利的能力；其次是造就具有分财与人、互助共享发展理念的人，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最后墨子注重践行教育，培养知行合一、勇于实践的人，并将个体置于社会的共在体系中，激励个体在积极的行动中确立自身的社会价值。不可否认墨家教育思想的崇高和伟大，即便包含了某些乌托邦的想象，但墨子对现实世界的洞察和分析，也是建构在实践和历史经验之上的。在现实中开辟道路，建构自己的思想，这足以显示墨子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学者素养。(www.daowen.com)

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孟子认可的是知、情、意、行合一的综合型人才，墨子的教育思想也体现了这一理念，墨子将教育的起点定位为立人树人，促进造就具有自主生存能力和道德批判能力的社会人，实现教育安顿人身心的基本目标，进而实现教育对个体发展和价值提升的趋高要求，最终以自利、互利的达成来建立个体的社会和自我价值。因此墨子教育思想包含了自利与他利、私利与公益的价值内涵和意义空间，代表了政治社会和个体生存的深层取向和文化的实践意义。墨子对教育的拯世和教化功能认识极为深刻，《鲁问》篇曰：“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吴虑谓子墨子曰：‘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此篇记载了墨子与吴虑关于教育问题的一段对话，此中可见墨子兴学以推仁义的大教育思想。以圣人自居的吴虑持教育无用论，认为以言教人是空洞无益、不切实用的，否定了教育以道育人、以义导行的塑人功能。对吴虑的浅薄认识，墨子采用以类推理的方法予以坚决地驳斥，墨子指出：一人之耕不足以饱天下之饥，一妇之织不足以暖天下之寒，一夫之勇不足以御三军之敌；同理，一人行义不足以除天下邪弊，正万民视听。所以墨子认为自己必须敢为人先，推行教化，以义证道，这样上可以为帝王师，矫正王公大臣的为政之失；下可以为民示范，引导匹夫役卒明理尚义。墨子把明道行义、教化万众作为一项文化建设事业去推行，这样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就会因此而确立，臣民百姓才能崇德尚义，道德社会才会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