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派是战国时期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派，墨家弟子皆能忠于信仰，富有生命力和践行力，不畏险阻，慷慨赴义；即便他们摩顶放踵、衣衫褴褛，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气质、果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都已充分彰显出其崇高的人性和健美的人格，这是规规然的小儒与乡愿所不及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墨家肩负天下、献身道义的作为意识，以及功成天下、名不在我的价值情怀，恰如陶渊明所言：“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墨者不求当世显赫，更无论身后浮名，志在有为利世，这种极端的践义、利他精神确实为后来者难以企及。

墨学是至善之学，推行公益，墨家辅道而行，注重行动的实效与实利，梁启超对此颇有非议：“盖墨子以严格消极的论必要之欲望，只有物质上之实利，而不知有精神上之实利；知娱乐之事足以废时旷业，而不知其能以间接力陶铸人之德性，增长人之智慧，舒宣人之筋力，而所得者足以偿所失而有余也。今者乐教之关系群治，其理大明，各国莫不以此为教育之一要素焉。”^[15]梁启超否定墨家只重视物质生存而否定娱乐的禁欲主义，认为声色娱乐乃是精神上的实利，人对精神生活的不懈追求会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显然，梁启超的评价超越了墨学产生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陷墨子于两难之境。再看梁启超对墨子实利主义精髓的概括：“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凡事利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凡事能使吾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梁氏此处的阐释又包含了对墨子实利主义的认可，他认为墨子物质上的实利主义具体所指就是利生、利众生、利吾生的三项指标。那么以此衡量，在物质匮乏、民生不保的战国时代，墨家实利主义的生生指向，何以不能达到安众生、稳家国、利教化而促文明的效果呢？所以基于实利、功利的价值追求，墨子提倡建立有为、力行的个体人生伦理。

墨子尚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在《贵义》篇墨子确立了“义”的概念范畴：“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凡言论行为如能造福天、人、鬼，又合乎圣王之道者即为义行，可为；反之，暴王的不义行为，不可为。墨子对义与不义的判断标准，就是要“合其志功而观焉”（《公孟》），即把行义的动机与践义的行为及结果综合起来考察，墨子更看重义的实践过程。因为世上“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钱钟书）者，所以墨子反对厚貌深情者的假仁假义。“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言论的价值在于激励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就是空言妄语，君子不为。《公孟》篇中墨子曾劝诫告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墨子说处理国家政务要言出必行，言之不行必乱心志，误身误国！所以言以德为本，言以行为鉴。墨子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自苦以极，一生践行道义。孙诒让《墨子传略》曾言：“（墨翟）生于鲁而仕宋。其生平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墨子一生为道奔走，不分疆界国别，墨子所趋者义也！孟子辟墨最狠，但对墨子的践行精神也发出由衷的赞叹：“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而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却不认可墨子的苦行精神：“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荀子·王霸》）荀子说大到天下，小到一国执政者不可凡事亲力亲为，否则劳累辛苦如同仆役侍从，墨子不明智却要如此行。其实荀子的批判恰恰反证了墨家践义的坚强意志和超越精神，墨者的刚毅和执着并不能为常人所理解。

“就艰苦实行这方面看来，墨子真是极像基督，若有人把他钉十字架，他一定含笑不悔。”^[16]墨子不仅是墨家学派的开启者，还是墨家制度的践行者和垂范者，墨子的精神意志和行事规范造就了后世墨家的学派精神和行动意志。墨子主张：“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辞过》）自己在生活上俭省到了极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鲁问》），后世墨家弟子也都遵行“短褐之衣，藜藿之羹”的生活原则。庄子对此深不以为然：“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将使后世之墨者，必以自苦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但千载而下墨家克己自律的献身精神足令后世折服。墨子身体力行的践道作为在《墨子》书中多有记载，《鲁问》篇载：“齐将伐鲁，子墨子谓项子牛曰：‘伐鲁，齐之大过也。’于是前往劝止。”而后墨子以“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的利害关系晓谕齐太公，引导他权衡利弊最终打消了攻鲁的念头。《鲁问》篇又载：“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墨子告诫文君不可假天之名行征伐之事，及时制止了鲁阳文君的不智之举。另外《公输》篇也记载了墨子止楚攻宋之事：“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屈。”但公输盘不甘心，欲先杀墨子，再攻打宋国，然墨子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于是楚王只得让步：“善哉！吾请无攻宋矣。”上兵伐谋，止战于未然，墨子机智、果敢的义行令人景仰。但墨子止楚攻宋的义举却不为宋人感念，《公输》后篇记载：“（救宋后）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墨子志在行道止暴，并不此为恩怨，“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公输》），墨子之谓也！关于墨子与公输盘斗智竞巧的事件《鲁问》还记载了一件。“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以为至巧，向墨子炫耀，却遭墨子嘲笑：“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削木为鹊不过是雕虫小技，以此为功岂不愚拙？理屈词穷，公输盘不得不折服，并决心弃巧从义，墨子的智慧和正义再获全胜。

在践道力行方面，墨子不仅亲力亲为，还特别注重培养弟子的践道品质和践行能力。墨子尚贤，举贤不避亲，常常依靠自己的声誉推荐墨家弟子到各国任职，对此《耕柱》篇多有记载：“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墨子曾推荐他的弟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曾派管黔到卫国举荐墨家弟子高石子做官，卫国给高石子厚禄高爵，却不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高石子毅然辞归。此外《鲁问》篇还记载了“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等事件，可见墨子对弟子践道力行精神的重视。墨子量才而用，把弟子推荐到各国政治外交的前沿，参与政务实践，推行墨家道义，并以此考验磨砺弟子。但墨子行事不苟且，在荐贤方面严格履行能者上、无为者下的任贤原则，墨子请辞不肖弟子胜绰的事件就足为明证，由此可见墨子不仅是墨家的立法者，还是严肃的执法者，这也是墨家法度严明、行动有力、组织严密、凝聚力强的原因。《吕氏春秋·孟春纪·去私》云：“墨者有法。”在墨家历史上执行墨法最严厉的是两位巨子孟胜和腹。秦国墨家巨子腹不顾秦惠王的恩赦和自身年迈，尊墨家之法手刃自己的独子，极其惨烈悲壮！“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于国，必利长久。”（《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赏功罚罪，自古皆然，但于己于亲处置起来甚难。《吕氏春秋·离俗览·高义》还曾记载楚昭王时的贤士石渚，治理政事秉公无私。一次追拿凶犯，却不料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两难之际，石渚放走父亲，而后自请伏法于王廷。石渚虽获忠孝之名，但执法的决心和力度不可与腹相比。墨家的另一位巨子孟胜，为行墨家之义、广大墨家事业，率领弟子183人为阳城君殉难，其肝胆义气若此。孟、腹二位巨子都不愿践踏墨家法规，以私利牺牲公德，“忍所私以行大义”！不可忍者，情也；不可违者，法也。两难之间弃情从法，墨家学派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赴死蹈义的精神，盖源于此。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墨家弟子“席不暇暖，突不得黔”“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墨家这种勇毅果敢、甘于牺牲的精神，推其源亦在兼爱，因为兼爱故能无己，因为兼爱故能善慈。“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淮南子·主术训》），匹夫之勇彪悍而无义。“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韩非子·解老》）圣人忧虑万事亦如慈母思虑幼子，必为者必不犹豫，不犹豫就能勇敢，勇敢缘于慈爱。老子虽有是说，但却因厌恶战乱而走上隐逸之道，善身而不能利世，这也意味着对社会公义和个人责任的放弃和逃逸。反观墨子的兼爱非攻、节用和节葬，其慈爱悲悯如是；而其义无反顾、赴汤蹈火的坚毅勇为，不都是出于慈爱，出于志勇吗？一个渴望显贵、贪慕权势的人，无论怎样勇敢也无法保持行为的正义或公道。柏拉图如是说：“不仅一切背离公正的知识应当被称作诡计而不应当被称作智慧，而且即便是临危不惧的勇气，如果它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自私的目的，那也应当被称作厚颜而不应当被称作勇敢。”^[17]墨家因怀慈悲之心而勇为天下之义，墨家的义与勇是道德意义上的至善和至勇。

纵观战国时期的诸家学派，儒家偏重培养君子的仕途人格，以有德行的人来推行有道德的政治；墨家富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情怀，走的是江湖政治的道路，墨家奔走行道，提倡以身践道，为兼爱、为止战而果敢行事，为理想而坚忍奋斗。“在面临危难时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在面临威胁时仍然诚挚地按照正义的规范行事，不理睬那些使我们违反道德规范的诱人利益，也不理会那些可以激怒我们的种种伤害；在被小人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时还坚持自己的慈悲之情，这才真属于最高尚的品质和美德。”^[18]“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些赞美之辞施用于墨家都不为过，墨家永远置于献身的立场，因为勇气、勇敢而永远伟大！

今天审视墨家的道义情怀和献身精神已不局限于战国的历史场域，它的求索精神和为真理而战的英雄气概是指向未来、留给将来的永远的道德宝藏。历史不仅关乎过去，还关乎现在甚至将来，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墨子与墨家不会停留于历史的记忆或象征的形象价值，墨子的伦理思想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经济等诸多方面，具有解读的多维性、多义性和多面性。历经历史的沉淀与过滤，墨学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已成为中国文化特定的一元，在丰富、协调和推进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经典的价值地位，墨学也必将走向世界化、国际化的文化空间，实现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互证、互补与和谐发展。

【注释】

[1]马腾，马作武.墨家平等思想探析［J］．法学评论，2014（3）：176-177.

[2]马腾，马作武．墨家平等思想探析［J］．法学评论，2014（3）：173．

[3]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4．

[4]亚当·斯密.左手《国富论》右手《道德情操论》［M］．焦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77.

[5]克鲁泡特金.互助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6.(www.daowen.com)

[6]卢梭著.社会契约论［M］．北京：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76.

[7]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7.

[8]林岗.词语密林深处的哨声：［M］．书屋，2019（10）：79.

[9]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52.

[10]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56.

[11]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梁启超文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56.

[12]吴进安.墨子“非命”说之哲学意涵研究［J］．职大学报，2016（3）：3.

[13]吴进安.墨子“非命”说之哲学意涵研究［M］．职大学报，2016（3）：7.

[14]胡适之.中国古代哲学史［M］．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15O-151.

[15]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71.

[16]梁启超.梁启超论诸子百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81.

[17]西塞罗著，徐奕春译.沉思录［M］．徐奕春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83．

[18]亚当·斯密．左手《国富论》右手《道德情操论［M］．焦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372-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