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意义上讲，人的幸福感不仅是自我发展欲望的满足，而是要达成与群体共在的和谐状态，个体在共同体中的意义和价值显得至为重要。利他是出于爱的慷慨，而不节制的索取就是自私，利他与自私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墨子以兼爱的理性情怀克制私欲，主张在公益和公利中确立自我的价值，其均衡分配、抑制享乐、适度消费的经济思想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妥协与融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己在共在。为了构建更加美好的生命空间，谋求最大的公利，只有折中共济，才能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正义。从人性论的角度分析人类的纷争以及战争的起源，就会发现正是人类的自私贪婪和自然的供给不足才引发战争和种种的暴力行为。为了缓和这种冲突与矛盾，就需要通过建立协议把个人与群体、与社会、与自然联系起来，确立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依赖责任者对于正义的遵守，从而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普遍的公众幸福。墨子的社会伦理学思想虽不具备这种协约的性质和民主的生成基础，但其公益的目的性和协作互利的价值指向，确实体现了墨子思想的理性和深邃。

墨子执着于均衡共享的财富理念，构建起社会消费的平等机制，提出了“节葬”“节用”“非乐”等节俭、适度的消费主张，消费与享乐的平等意味着生存和生命意义上的主体平等，这具有经济伦理上的超越价值。卢梭曾说：“因为奢侈是财富过多的结果，或者说，正是由于它，人们才去追求财富，因此，它既败坏了富人，又败坏了穷人；以占有欲败坏前者，以贪婪心败坏后者，使国家变得软弱和爱好虚荣，从而丧失它的全体公民，让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并使他们最后都成为舆论的奴隶。”^[6]奢侈是腐蚀人性、败坏社会秩序的罪恶根源，因此卢梭主张在财富和享乐面前富人要节制，穷人要知足，这与墨子节制欲望、平等消费的思想是一致而相通的。墨子特别反对葬仪的烦琐奢侈：“若人厚葬久丧，实不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乎！则非仁也，非义也，非孝子之事也。为人谋者，不可不沮也。”（《节葬下》）致哀废生，厚葬害生，而且厚葬久丧都是富贵之家的讲究，残酷不仁的殉葬也需要权势的支撑，这里不仅体现了财富的不均衡占有，还揭示了生命价值的不平等，这是墨子社会伦理所不允许的。(www.daowen.com)

墨子社会伦理思想的建构植根于现实，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诉求效应，这和墨子忧患的道德情怀和担负天命的责任意识不无关系。基于生存的现实立场，墨子社会伦理的核心主张是社会各阶层的各司其职，强为力作，以及分配、消费的均衡平等。其中墨子所提倡的节欲节用、非乐节葬，生不求奢，死不求厚，都是现实世界的生存哲学，即活着是第一要义，利生者行，害生者绌。梁启超曾称之为墨子的“生计学”，并进一步指出墨子在劳动、分配上的均等主张，体现了其实利主义的功利目的。在《子墨子学说》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人的欲望大而言之有必要之欲望和地位之欲望：必要之欲望即为人的衣食住行之类；地位之欲望是人在群体中身份提高的欲求，文明愈发展人的地位欲求就愈高。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讲，梁启超认为墨子节用、非乐等主张还停留在保障衣食需求的底层水平，有其历史的固守性和局限性。“但墨子所谓必要之欲望，知有消极的而不知有积极的（寻常学者所谓必要的欲望，吾假名为‘消极的之必要’；寻常学者所谓地位的欲望，吾假名为‘积极的之必要’）。彼严定一格，以为凡人类之所必要，止于如是，而不知欲望之一观念，实乃社会进化之源泉。苟所谓必要者不随地位而转移，则幸福永无增进之日，而于其所谓兼而利之之道正相反也，此墨氏生计学之缺点也。”^[7]在清末国运艰危、改良维新之际，梁启超既看重墨家勇担时任、坚毅有为的价值追求，同时又要打破知足饱和、墨守成规的传统理念，以唤起国人的生存意志、公民意识，所以梁启超要以现代义利观甚至西方的进化伦理学来阐释墨家思想，当然是脱离了墨学产生的时代语境，有求全责备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