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不仅主张社会成员必须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在责任担当和劳动实践方面承担义务，还要建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的互助机制。关于互助在人类文明进化中的价值，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曾说：“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来消除竞争，便能创造更好的环境。”^[5]克鲁泡特金提出恶不能产生善，他还用蚂蚁和蜜蜂的群居现象来说明互助是生物进化的重要保证，提出在一个生物群内部只有互助而无竞争，只有在不同的生物群间才有竞争，竞争的成败取决于群内部互助性的强弱。克鲁泡特金还认为人类是互助性最强的生物，可以用互助和合作理论来解释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抛开物种进化意识，墨子的经济伦理学也体现了互助和互利的价值取向，墨子提倡利益均衡、共有共享、克己以谐的道德礼让精神。墨子的互助机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就是要资源共享、有财共分，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均有与互享。墨子认为分享与均衡是贤人政体执政的核心要义，他对为贤之道的界定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墨子认为贤人群体作为社会道德的示范者，要做到在力、财、道等方面与世人平等分享，特别是“有财者勉以分人”，强调的是贤者要努力分财于人；“分”意味着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或出于慈善的周济，而是具有应然性，是贤者对社会原则和道德伦理的自觉践行。墨子“有财相分”的价值主张体现出平衡和公道的财富占有原则，面对社会生产无力的困境和等级差别下生存境况的极度分化，墨子力倡建立兼爱平等的社会伦理，并深刻指出私欲、私利的膨胀必然会导致人性丧失，社会也将陷入禽兽般的厮杀混乱：“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所以墨子认为社会经济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利人”即为物质和经济资源分配上的均等持衡。在国家社会形态的生成中，走向结合的动机是公共的幸福，因为自然不羁的天性不利于整体的融合发展，因而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倾向于公益和公利的善与道德逐渐确立，同时蕴含共存理性的道德人格和意识形态也逐渐形成，成为公民社会行为的规范与指南。但在结构复杂、利益错综的社会群体中，绝对的均衡与互助也不可能实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