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财富的积累在于社会的产能和产出，虽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但相对而言多投入必会多产出。奢侈和懒惰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痼疾，韩非子《显学》篇指出：“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韩非子指出奢侈懒惰者致贫，勤俭力作者富足，君王不应该征敛富者以救济贫穷，这是剥削勤劳而助长懒惰的不义行为，不可能达到促民力作且节用的目的。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点就是要建立生民各司其业、自食其力的生存保障系统，因此墨子强势地推出他的社会生存法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墨子鼓励基础性的生产劳动，认为人类已经摆脱了茹毛饮血、自生自灭的原始生态，在一个共存共建的社会空间，任何个体的消极作为都可能带来群体利益的丧失，所以社会整体的生存需要个体自力自为的积极介入，从农业、商业到制造业，“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以此提高社会产能。此外墨子贵义，认为行义的根本在于个人的乐业敬业，承担责任。墨子鼓励弟子不拘行业，要能做事、勤做事，这样就能做成义事。《耕柱》篇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要求社会各类人员都要谨守职分，各尽所能，保证产出，警告“贪于饮食，惰于作务”者，必将使自身“陷于饥寒，危于冻馁”（《非儒下》）。人的投入意志和劳动作为对确立和培养健全的社会意识形态极为重要，不管社会分工如何，“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天志中》）由上而下形成全社会抵制慵懒、勤于劳作的责任意识，为谋天下衣食之财而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这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重要途径。亚当·斯密在论及资本积累时说：“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当然，在节俭之前必须有勤劳，因为节俭下来的东西都是从勤劳中得来的。但是，如果只有勤劳而不节俭，有收入但无法保存起来，资本是绝不会增加的。”^[4]虽然有强力的生产投入，但物欲的泛滥也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匮乏，所以墨子《辞过》篇云：“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基于稳定民生和国家富足的考量，墨子在强力创收的同时，也强调量入为出、开源节流的财富积累原则。(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