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兼爱价值观出发，墨子认为人具有平等的生存权，“虽天亦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尚贤中》），生而为人尊卑无别，“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在生存层面人的需求也是一致的。面对战国乱局，墨子把攻人之国、篡人之家、贼人之身的社会乱象归咎于“不相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兼爱中》）。墨子说天下祸患、掠夺、埋怨、愤恨的产生都起自不相爱。为改变民众各私其利、以邻为壑、互相贼害的局面，墨子认为必须移风易俗、再建道德，于是推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治世良方。墨子认为兼相爱则必然交相利，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协和，如此天下和和，万民融融。因此墨子大力推行兼爱，《兼爱中》云：“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墨子认为天下的富足、治平在于兼相爱、交相利，他还把自己的爱利观提升到了圣王之法、治世之道的高位。为实现天下的共享共治、协调发展，墨子在兼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非攻”的主张。“非攻”不仅是一种国家外交理念，还是墨子人际相处的原则，墨子反对“亏人自利”，认为“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非攻上》），“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兼爱上》）。相爱与非攻是墨子生存伦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人类生存平等的必由之路。

孔子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孟子亦云：“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但孟子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爱利关系，可见儒家虽笃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论语·学而》）的道德原则，但仍存在礼仪、礼法上的亲疏等级差别。基于此，孟子才斥责墨子的兼爱是“无君无父”。但墨子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惠臣忠的儒家伦理原则亦然认同，墨子亦赞同忠孝人格，在《兼爱上》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墨子认为人伦关系的失序和亲情的缺失是乱家乱国的源头，所以墨子的兼爱伦理是施之于家国和一切人际关系的。但墨子提倡兼爱，要做到爱无差等、无差别，“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别非而兼是者。’”（《兼爱下》）墨子认为天下大利生于兼爱，天下大害皆由别（相恶）而出，因而墨子提出要“兼以易别”、消除差等。《兼爱下》篇曰：“故兼者，圣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墨子认为兼爱是实现天下大治、万民衣食富足的康庄大道，兼爱世界由具有社会伦理身份的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组成。墨子的这种身份称谓不仅体现了他们在道德身份上的对等与平衡，还确定了他们所负有的社会以及家庭责任。(www.daowen.com)

“在墨学中，‘爱’的正义与‘兼’的平等是形影相依、高度统一的。在‘兼爱’一词中，如果说‘兼爱’之‘爱’蕴含着一种正义理想的人文情怀，那么以‘兼’形容‘爱’，则合成一个与儒家‘仁爱’相对的‘兼爱’概念，显现出一种诠释正义的平等精神。在墨家看来，爱之所以是一种面向全体人的普遍法则，正因为天对人‘兼而有之’，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生而平等。”^[2]兼相爱、交相利是对生存平等观念的事实建构，施诸人返诸己，行动的道德意义在人我之间同质互构。墨子的伦理思想包含着完整的生命哲学，阐释了群体功利与个人利益的联动关系，爱人以成爱己，利人以成利己，个体不可能独立地主宰或建立自己的利益空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兼爱中》），“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因此爱与被爱、憎与被憎，具有平等的置换空间。墨子爱人如己、利人而行的道德伦理，在先秦时代并未得到认可，时人视之为“譬若挈太山越河、济也”，根本不可行。但墨子认为兼爱推行之难在于“特君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兼爱中》），执行的障碍在于居上位者不以兼爱行政，士人阶层也不以兼爱督行，故缺少执行的权力意志和践行的道德自觉，如果君王、臣民都能以大禹排渠治水、文王治理西土、武王祭祀泰山一样的爱民精神来推行兼爱，则兼爱之道何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