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朝兴衰更替的规律显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战争才能解决争端，只有强权才能捍卫政权，暴力具有应然的合法性：“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自古皆然，最后的胜出者往往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春秋战国是诸侯武力角逐、争霸天下的时代，墨子一方面站在民生的立场反对战争，以墨家的非攻思想和止战实践来维护天下和平；另一方面认为尧舜推行仁政而天下大治，桀纣暴虐天下以致毁身亡国，所以国家的恢复、天下秩序的重建在于建立贤人政府，构建诚信公义、勤勉廉洁的施政体系，推行贤政、德政，才能实现国家治、天下安的一统局面。在贤人政体的建构中墨子打破了西周以来的世袭官制，废弃贵族的入仕优先权，主张推行尊贤使能、唯贤是尊的官体制度，贤而无过者方能为正长。《尚同上》云：“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以此立官，个人资质的贤愚决定了自身的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这种官体形成了人才资源与官政体系的流通和互动机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尚贤中》又言：“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列德而尚贤”“量功而分禄”（《尚贤上》），这不仅激励了平民子弟尚贤、作贤，以提升自己阶层地位的政治热情，鼓励了仕人阶层勤政力政，以获取更高的爵禄的进取之心。墨子认为以此就会建立起贤政、力政、能政的高效政府体制。由此显示，在墨子的政治伦理中，个人地位、财富的提升完全由个人的才智、能力决定，人人享有平等的自主权、发展权，主观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既是一个激励和提升效率的竞争空间，又是一个政治权利和责任义务均衡共享的有效机制，体现了墨子公平参与、权势均衡的政治公义。

墨子的政治伦理还表现为他的法天、举贤思想。墨子认为天覆万物，执掌万有，天意、天志决定了天子和各级正长的任免：“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法仪》）圣主明君的确立是出于天的意志，天子以下的三公、国君、正长等的举荐任免由上一级官长确定，但也必须是上天认可的贤士。墨子一再强调贤士执政务要众贤，“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王公大臣为政于国，必须广纳国内的贤士，这样王公大臣基于为政、为名的考虑，极有可能扩大举贤的范围和渠道来网罗名士，提升自己的政绩。作为战国显学首领的墨子，就曾以举荐出仕为名招揽弟子，《公孟》篇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据《鲁问》所载，墨子还曾几度推荐他的弟子到各国做官，如派弟子公尚过去越国出仕做官，举荐曹公子到宋国做官，推荐胜绰去项子牛处做官，等等。此外，当曹公子以自己做了高官、谨慎祭祀，却未得好报，向墨子抱怨时，墨子当即指出他的病候所在：“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这说明贤者居官必须以举贤为务，举贤也是上天赋予各级正长的一项道德使命。另外墨子提出举贤不避亲，绌庸亦不能徇私。墨子弟子胜绰在项子牛那里做了高官，三次追随项子牛入侵鲁国，墨子认为胜绰空食厚禄，却不能引导项子牛行仁义，所以立刻将其召回，这正体现了墨子“不肖者抑而废之”的用贤标准。墨子的举贤、用贤思想对于促进贤贤流通的官体运转极富意义。

墨子兼爱思想的人道原则施诸政治伦理，就体现为墨子主张的“义政”。《天志下》曰：“顺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别也。兼之为道也，义正；别之为道也，力正。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敖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墨子以天意、天德冠名的“义政”就是不论大小、强弱、众寡、贵贱等不同职位、阶层的人，一律身份平等、存在平等。不仅庶民之间要保持这种平等，墨子主张天下庶国亦要平等，消除侵伐掠夺。但同时，墨子又认识到这种政治平等的义政所面临的执行难度，所以说：“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天志下》）墨子说能够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必定是圣智、仁义、忠惠、慈孝之人，即使把天下的好名声都加到他身上也不为过，这是因为他顺从天意，实现了“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的美政。(www.daowen.com)

墨家政治伦理建构中不但以礼法和爵禄等形式表达对贤士职位和权威的尊重，而且提出了贤者所应具有的道德正义和独立精神，即兼善之志，这一点墨子确实做到了身体力行。《鲁问》记载：“（越王）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墨子直言能行吾道者，吾往而佐之，若只是为稻粱谋，吾又何必远赴越国！墨子推行道义不务虚名，不处富贵，确为墨家贤规之践行者、导引者。由此可见，在墨子理想的贤人政体中还蕴含着双向选择的可能，贤人有择主而事、出处进退的自由选择权。

不可否认，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格局和历史价值所存在的实用、适用疑问，有研究者认为：“墨子虽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但未能从根本上检视批判君主制度与等级制度。在墨子‘尚同’理论精心构建的‘一同天下之义’的世界中，严丝合缝的社会组织、等级森严的政治架构，都与理想中的平等社会判若云泥。墨家集团本身的组织结构更是专制社会的缩影。任继愈指出：‘墨子的道德观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的政治主张却表现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毋庸讳言，在平等的问题上，墨学的确呈现出双重性格，存在相抵牾之处。这或许与时代思潮不无关系。一方面，墨子的平等观源于战国时期社会格局的变化。随着卿大夫的消沉与士民的崛起，国家君主相应地将关注焦点逐渐拓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墨子的平等法则便是沿着这一问题导向应运而生的治道版本。但是，凝合上古王政、西周礼治的传统，现实社会与法律制度都充斥着等级理念，平等的理想世界邈若山河。另一方面，墨家憧憬一种人人相爱、追求平等的和谐世界，深入人心而荣称显学。于其时之诸侯政治，即便墨家可能主张彻底颠覆等级秩序与专制制度，也难以被君王认可青睐，只会反被视为异端邪说、古之大禁。”^[1]此种分析是极为深刻的，阐明了墨子学说的局限性。但墨子的尚贤、尚同等政治观念与其兼爱、非攻、节用等伦理思想不可分割，它们是一个整体性的建构，互为支撑；而且墨子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历史是一个有机的动态进程，墨子思想只有融通在具体的时空才会产生意义。基于救世的理想初衷，墨子探索和构建的文化意识形态是向善向好的，墨家政治伦理包含了公义、民主、平等、责任等进步的思想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士人阶层参与政治、贡献才智、分享权利的出仕路径，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通和竞争，也为世俗官僚体制注入了常新的生机和活力。墨家政治伦理中的积极成分、开拓价值都具有伟大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