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强本节用，即“生财密”“用之节”（《七患》），在生产低下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和个人财富增加的直接源头是生产与节俭，只有多渠道的生产创收才可能有财富的积累，挥霍浪费是财富增值的大忌，而节俭与生产才是财富累积的必由之径。墨子认为国家土地和人力劳动的产出量是有限的，如果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以抵偿另一部分人的奢侈，国家财力就会匮乏。因此只有量入为出，节俭消费，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唯有消费才能带动市场，刺激经济快速发展。但即便如此，当今社会对于奢侈挥霍的不节制消费也是抵制和批评的，国家对于高档消费品、奢侈品课以重税，体现出的就是对消费和享乐的平衡调适和比例限制。墨子面对的是强权和暴力的社会，不可能有健全的法治秩序与伦理约束，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权益的真正平等。出身与财富是个人显贵的两大来源，而财富的不均形成了特权，即便是同等身份的人也会有财富和享乐的不平等。墨子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伦理原则出发，认为国无大小，人无贵贱，天下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相同的，因此在生活资源与生活标准方面也要保持适当的平衡和一致。在《节用中》墨子提出了社会消费的统一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消费足以供给人的衣食住行即可，因为基于有限的社会财力，在相同的人口基数上，少数人的奢侈享乐，无异于“暴夺民衣食之财”，“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辞过》），而且王公大臣在宫室、衣饰、饮食、舟车、蓄私等方面的奢侈淫佚，必厚敛于百姓，以至民怨深重，国家动乱。因此墨子主张止奢致俭之风要从天子、王公开始，《辞过》篇曰：“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王公大人要自觉地践行用财适度、俭以养身的生活道德，如此方能致民富、致国强，这包含了墨子建立公平社会的理想与努力。(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