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以农耕经济为主，虽然制造业及对外贸易不发达，但中原大地土地肥沃，百姓质朴勤劳，依赖土地生存。对国家、百姓而言，土地是一种确实而恒久的资源，国家经济的支柱是农业，投在土地上的劳动是最大的生产性劳动，可以说当时是以最为低级的生产方式和全民性的劳动投入，从土地中获取衣食之源，以保障民生、维护国家安全，农业居于社稷之本的重要地位。战国时期的政治家都主张国以农事为要，发展农业，保障民生。《管子·牧民》篇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认为国君牧养百姓必须重视农时农事，确保国家粮食贮备和财力充足，如此，必能招引远方之人来开荒拓地，使本国百姓安居乐业。粮食富足，人们就知道崇尚礼节；衣食无忧，人们就懂得荣辱道德。孟子也认为重农贮粮是立国之本：“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圣人治理天下，要确保最基本的民生供给，使豆类、谷类像水和火一样充足，那样百姓就会消除纷争而彼此仁爱了。墨子的经济思想也以农业为重，认为农业对于保障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安全意义重大：“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七患》）墨子认为粮食是国家的至宝，其次被视为国之重器的才是军事和城郭，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重要工具，但之于军备、城防，粮食才是国家的根本保障。《七患》篇又曰：“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民以食为天，五谷不仅是百姓生活的依赖，还是国君自存和存国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一谷无收叫作馑，二谷无收叫作旱，三谷不收叫作凶，四谷不收叫作匮，五谷不收叫作饥。一旦民失所养，国无供奉，百姓无力从事，国将不国。“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况且“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七患》）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仁慈驯良；凶年灾疫则生发暴民，物质生存决定了百姓的道德水准，人无常情，经济是最基础的决定因素。所以墨子主张国家要发展农业，加强储备：“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七患》）国家若无三年的粮食储备，就不能称其为国家了；家庭若无三年的储粮，子女就不能安稳成长，国备何其重哉！墨子引证《周书》极言粮食生产关乎国家社稷之存亡。为增强国家储备，提升经济实力，墨子提出：“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尚贤中》）墨子提出在朝的官员要晚寝早起，征收关市、山林、川泽的税利，以充实官家府库，这是国家的工商税收。而对于国家资本源头的农业，要更加重视，墨子指出耕稼树艺并非农夫农妇的专职，治理都邑的基层正长，要早出晚归与民同作，翻耕种植，多聚豆粟，促进粮食增产，以实现人民的食用自足。这样国家就会府库充实而万民富足，国家的凝聚力、军事实力和外交能力都会得到提升。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经济支柱，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即便国有储备，一旦出现饥荒灾异，国家的应对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墨子提出在农业歉收，粮食生产不稳定的情况下，应该建立自上而下的分层应对措施和责任义务，齐心合力，共同应对灾患饥荒。墨子还就灾患级别制定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七患》）按照灾害程度的级别，由馑年到饥年，视灾异之年五谷的受损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由大夫到国君都要不同程度地消减俸禄，降低享乐标准。在国家最为凶饥之年，国君要撤掉五分之三的鼎食，大夫要撤掉音乐，读书人要停学去耕种，国君不制新朝服；招待诸侯之客、邻国之使，饮食不要铺张；驷马撤掉两匹，道路暂不修理，马不喂食粮食，婢妾不穿丝绸，这都显示国家已陷入紧急状态。这些应急措施一方面显示了墨子居安思危、治国有术的政治智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农业在国家安危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是一切行业的基础，由耕读到仕途，务农也不是低下的职业身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工商业者的身份地位比较低，商人重利不务德。但墨子尚兼爱，视人无差等，思想中也并未有重农抑商、鄙视制造业的成分。墨子出身小手工业者，他对百工之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作用持积极的肯定态度。在《法仪》篇墨子以百工之道阐释天子治国的法仪，曰：“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认为执政者如不能依法度行政治国，就不如匠人能明辨事理。墨子把匠人的做工标准与治国理政相提并论，可见墨子对手工业的尊重与重视。而且墨子已经认识到社会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一身百能，因此社会的需要决定了行业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身份高贵的人也可能起步于工商业的行列。《尚贤中》墨子举证舜曾经在历山耕作、在黄河边制陶、在雷泽捕鱼；商汤的宰相伊尹出身于庖厨；被武丁任为三公的傅说也是筑墙的出身。在墨子看来各行各业的身份是平等的，价值是相当的，而且各阶层人员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尚贤上》曰：“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唯贤是举的贤者行列中包含着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各色人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均等，有能力的就举之高位，授之厚禄，毫无高低贵贱的行业差异。墨子时代的工商业、手工业应该比较发达，墨子在《非儒下》篇提到当时的行业工匠有“鲍、函、车、匠”等，就是皮革工、铠甲工、车工、木工等。《耕柱》篇中墨子的弟子治徒娱、县子硕向墨子请教如何行义，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行义就像筑墙，能筑墙的人筑墙，能填土的人填土，能挖土的人挖土，这样墙就可以筑成，墨子并不认为筑墙是贱人所为的行业。被墨子视为国家财富重要来源的税费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手工、制造行业，这也是墨子重视百业的重要原因之一。(www.daowen.com)

墨子重视商业的社会地位，也极为赞誉商人的职业品质和从商精神。在《贵义》篇墨子批评士人在修身行义方面不如商人：“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继苟而雠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墨子认为商人在使用钱财时非常谨慎，择优而贾，使物有所值；而士人立身行事不够检点，随性而为，往往使自己陷于刑罚或声名被损的境地，所以士人的心智实在不如商人。墨子不但对商人精于得失、权衡利弊的职业素质极为推崇，而且对商人强力而为、不畏险阻的从商精神也大加褒扬：“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贵义》）为商必言利、逐利，墨子认为商人经商谋利，其身上所具有的果敢坚毅和冒险精神也是当时士阶层所缺乏的；商人经营四方，为一倍或数倍的利益，不惜冒水陆关卡之难、盗贼掠杀之险，逐利而为。“今士坐而言义，无关粱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贵义》）对于空言道义、无行动能力的士人墨子极为蔑视，批评他们不敢以身践义，不如商人明智明察。从墨子对商人品质和商业行为的赞扬来看，墨子对商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因而墨子经济思想的根本原则是以农为本，辅之以工商业，积极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从而构建起了墨子以农耕为主体、制造业和商贸业为辅助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