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作为政治家的墨子具有囊括宇宙的胸怀，主张天下互联共通的政治公义。墨子认为国与国相争是天下大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考察战争的根源，墨子说“皆起不相爱”（《兼爱上》），不相爱故相纷争，争到大处就是战争。从政治职能讲，国家起源于生存的功利和人道的妥协，但超越国别，国家间的关系更为现实、复杂，因为正义的原则往往不适用于双方或多方的利益，而道义又往往站在强势的一方。人类发展的历史显示：人类是最能助人，也是最能害人的动物，人袭人（战争、杀戮）所造成的灾难远超瘟疫、饥荒和自然灾难所带来的损害，因此战争是非义的、不合理的，只有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为公益公利目的而形成的交往原则，才是最合乎人道和正义的正确原则。因此墨子认为消除天下大害的政治外交途径，就是要消除征伐战争，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和谐共生，使天下万民共享太平的福利，共建和平的秩序，最终建立起博爱兼善的大同世界。

墨子《兼爱》上、中、下三篇不仅是对社会和人伦道德秩序的建构，其中还包含着政治学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墨子对兼爱的理论结构和人文价值的阐释极为严谨细致，他所采用的类比方法和材料引证总是遵循从个人到家国、从父兄到君臣，由诸侯到天子、由私情到公理的范畴序列。《兼爱中》曰：“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可见墨子认为不相爱是人际失和、社会混乱、国家交恶、战争不止的根源。因此墨子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代替不相爱。在墨子理论中，兼爱具有伦理道德与契约义务的双重价值，可以涵盖、适用于亲族、邻里之间以及更广泛的人际范畴，还可以应用到国家交往领域，以兼爱来构建国家之间相互约定的公共权利与公共义务，谋求实现彼此的国家意志和国家间和平利益，这样便赋予了兼爱维护国家间和平的公共契约性质。这种国与国之间合作约定的国家间关系原则，使墨子的兼爱理论代表了民众意志、国家意志，在政出多元、横暴征伐的战国时代确实是一大理论贡献，它既主张了久乱思治的民意诉求，又为结束战国侵伐杀戮、政出多元的混乱局面提出了一种规划和构想。

墨子认为兼爱能够从源头上消弭一切冲突和战争，因为兼相爱，故能交相利，兼爱是道德生活的内在动机，兼相爱者“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兼爱中》）兼爱是一种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人文修养，不仅可以建立和睦的家庭、友善的邻里、和谐的社会，更能化解诸侯间的冲突与战争，使天下的祸患、掠夺、埋怨和仇恨不再出现，这是仁者所称誉的，因此国与国之间也要“兼以易别”，以兼相爱代替别相恶，以理性的换位思考来谋求彼此最大的公益。墨子的兼爱主张已经超越一国、一域的权宜范围，而是谋求天下人的亲交和互益，如墨子所言：“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者哉？为彼者，由为己也。为人之都，若为其都，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为彼犹为己也。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为彼者犹为己也。然即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兼爱下》）“为彼者犹为己也”，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这是最高的生存智慧与道德理性，视别国如己国，视他城犹己城，视人家若己家，如此推己及人，谁还会去攻打自己的国家，毁坏自己的都城，侵扰自己的家族？这就是圣贤要实现的天下之利。即此可见墨子兼爱思想所具有的双重和共通的价值意义。首先兼爱具有国内法和邦交法的双重价值，对内要求贤者执政，建立平等、和谐、公正、尚义的国内和平环境，保障民生，这是政治上的内生发展；对外则要求国与国之间推行兼爱外交，以权责相分、利益制衡的平等原则建立和谐共赢的国家间生态环境，这是国家友善关系的外援支持。此外墨子主张国家之间以相应的私权让位于彼此共在的法权，在尊重彼此存在和发展权益的基础上，共同承担保障双方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义务，实现国家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是兼爱所具有的国家间共通价值。(www.daowen.com)

兼爱作为国家邦交的良法，不仅维护国家之间的主权独立与疆域安全，还包含了国家间的互助与分享约定。墨子从兴利天下，视别国若己国的兼爱原则出发，主张建立共同存在、共享发展的国家间关系，国家之间还要奉行互助互利的人道义务，并认为这是天意所指，“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天志中》），天兼爱天下，不分国别滋养万物，所以“子墨子曰：‘（天之意）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也。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若国家治，财用足，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环璧珠玉，以聘挠四邻。诸侯之冤不兴矣，边境兵甲不作矣。”（《天志中》）自利是人类行为的潜在动机，战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生存资源的争夺，因此墨子认为作为独立的国家首先要自立自强，“上强听治”“下强从事”，上下齐心共谋国家的富强发展。而富强的目的不是扩张疆域，墨子提出在实现自给自足、自我发展之后，富国要自觉地实践“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的国家间互助原则，因为在人类生存的社会链条中，任何国家的独立权益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持久，因此墨子提出了相互助力、彼此保障、利益均享的国家共享理念。这正是当下国家间关系的彼此协调和让步，正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兼爱下》），国家间的交往也要遵行互利互惠的原则。而且墨子认为国家发展的红利除满足国内民生需求外，一则用以祭祀上天鬼神；二则以环璧珠玉聘交邦邻，和睦相处，共建和平发展的外在生态环境。非常明显，墨子的兼爱外交视天下为一家，视人类为一体。从学理上讲，这种意识大大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因此墨子的兼爱外交思想成于墨子，也止于墨子。但墨子学说的宏观价值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又获取了更广阔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