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及至战国，诸侯兼并、战争频仍，欲分疆裂土、雄霸天下者嗜战尚武，这时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为战争关系，侵吞豪夺，兵革不息，大国欲吞灭小国，小国求生存于间隙。道家老子的政治哲学，主张无为而治，“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第57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22章）。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老子主张以弱胜强，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老子》第61章）这里体现的是老子“曲则全，枉则直”的辩证哲学，老子考察事物的两端，认为对负面意义的把握，恰恰更能实现其正面的价值。在国家交往中老子认为大国要如江河一般善于处雌柔之位，雌柔胜过雄强，大国谦让小国，故可取信于小国；小国安卑于大国，故可见容于大国。彼此谦容就可以避免战乱厮杀，使大国、小国“各得所欲”，两不相伤。老子这种“苟免于咎”的相处态度是一种理想中的国家关系，但以退让和宽容的生存哲学来解决国家间的治乱问题，显然有些乏力和不实用。相对而言，墨子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更为切近社会现实，切用于时代。

墨子是一位重实干、尚实利的政治家，在墨子意识中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两种态势：兼爱共存型与攻防战争型，相应的理论支撑就是墨子所主张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在墨子学说体系中，兼爱的伦理价值超越族群、社会、疆域和国别的限制，可以施诸天下万民和国家邦交等领域。在墨子看来，兼爱的国家关系是最富建设性的政治邦交生态；相对而言，非攻的伦理价值处于兼爱之下，非攻是战争状态下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具有和谐制衡、互益共存的协调、交易价值。国家间基于彼此利益的诉求而达成非攻的默契，所以非攻也不失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良性规则，而且非攻所包含的或隐或显的约定性，也使其具备了公法的法理特征。墨子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最优态势是兼爱，国家间关系的变数是战争，国与国之间推行兼爱外交，就能从根源上消除战争产生的基因，是国与国之间需要面对的最大政治；其次才是战争状态下推行的非攻政治外交，非攻的最佳状态是防战于未然，所以墨子的政治外交原则与方法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