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对社会人事的动态把握，墨子政治更关注根本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从民本思想出发，墨子主张民政大于王政，在一个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中，墨子摒弃一切差别，强调生存的平等和分配的均衡，具体到施政的立场和原则那就是要废除特权、实现共有，建立平等的、分享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以及良性运转的政治社会体制，这种思想是墨子政治批判和自反意识的体现。

墨子的生存平等首先是要求生存意义上的平等，生存是最根本的人权，为解决生存这一问题，最基础的保障是物质资源的供给，因此墨子主张不私己财，有无相通，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财富。基于现实的社会生产条件，墨子鼓励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但墨子提出社会财富是维持生活的东西，个人不能因为地位和权力而积聚、霸占财富，要“有财相分”，富足者应该慷慨地分财于人，救济他人，保证社会资源的均衡持有。墨子还将这种物力相扶推及“有力相营，有道相教”的广泛相济层面，从而实现人文意义上公平的存在与安居。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伦理原则，墨子反对社会差异，主张去私存公，对任何的“有”都赋予了公有、共享的价值，而且主张社会消费与享乐的平等，以此来确保社会各群体、各阶层在物质、精神和权益等方面保持平等、均衡的享有权，避免形成阶层和个体的差异，这是墨子对平等、民主等生存理念较为淳朴、质实的表达。

其次，墨子主张人死后丧葬礼仪制度的平等。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不仅要善生，还要善死，特别是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文化，讲究“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的孝道规范。墨子对儒家厚葬久丧的丧葬礼仪颇不认同，指责其为“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非儒下》）的不义行为。考察当时的社会财力状况，能致丧仪隆重、久哀持孝者只有权贵、富足之家，另外杀人以殉葬、厚资以陪葬的高规格丧仪也只有天子、诸侯、权贵才能享有。所以墨子反对厚葬久丧、反对殉葬，就是要废除死者的特权待遇，废除人死后的不平等。可见，墨子的平等理念不止于生者生存意义上的平等，即便是死后的丧葬仪礼也要平等合宜，权位、势力、财富不能推倒社会的公义和正义，人生而平等，灵魂也是平等的，在墨子的意识层面是要实现人在生死意义上的绝对平等。墨子主张简葬，另一意义就是不以死害生。墨子主张的丧仪标准是：“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用中》）面对生死，墨子更善生，更重视生者的权益保障，所以把丧葬礼仪简化为衣三件、棺三寸，掘墓深不及泉，死者既葬，生者节哀各从其事。墨子认为这样做不仅利于生者，对逝者亦有好处，丧事从简，生者就可以致力于生产，“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节葬下》），送葬已毕，生者即从事生产，创造衣食之财，不仅可以满足生者需要，还可以助祭祀之用，尽孝道于先人。墨子认为“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使生者、逝者均获其利，这就保障了生与死的利益平衡，同时还抑制了社会阶层死后待遇的差异不均。(www.daowen.com)

如果从血缘情感和伦理道德的层面审视墨子的节葬思想，确实存在损害情理而为亲情所不能接受的成分，毕竟为生活而生活不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但德行是一个抽象的、高不可及的范畴，以违反常情的手段去实现多数人的公义和权利，也算得上是向善的、合乎正义的追求，墨子的节葬、节用即是如此。从总体上看，墨子民为邦本思想对人的生存意志和生存权益的关注与维护，以及对生死利益的平衡与分解，为他的学说注入了民本和民主思想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