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官体建构的基石是尚贤，贤人身份是出仕的基本要件，在《尚贤上》篇墨子追溯了三代圣王执政尚贤的实迹：“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上古之时尧举舜授之于政，使天下大治；禹举益授之于政，遂成天下一统；汤从庖厨之中起用伊尹，使计谋得行。据史而论，墨子提出君王欲成大业者，无论顺逆之境都不可不举贤，尚贤是施政的根本。墨子还进一步总结了古圣先贤的执政经验，认为尧、舜、禹的禅位举贤，都是超越身份等级限制的尚贤使能，从而成就千古伟业，当世君王不可不效之仿之。墨子这种禅位于贤的思想也直接影响造就了墨家历代巨子的传承制度。墨子将尚贤置于国富民强、政顺民和的重要地位：“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王公大人治理国家欲求长治久安，不可不广聚贤才、尊贤使能、推行贤人政治。对阻贤、贱贤的严重后果墨子也有警示：“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尚贤下》）不重贤、不众贤必然会使人的善心懈怠，以致有力者不相帮扶；有余财者不相资助；有学问者不相劝勉，由此国家的混乱就不可避免了。

尚贤的官体建制是对贵族世袭私权力的剥夺，实现公权力。墨子对世袭官制和贵族庸政的腐朽体制极其厌恶。“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尚贤下》）墨子指出王公大臣仰赖世袭权位，重私财而轻国家，任人唯亲，致使贤者无位、贵胄乱政。因此墨子主张改革官制，废除贵族的血亲优势和专权专政，主张尚贤使能。“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尚贤中》）对于国家政治而言，尚贤是救国惠民的根本，《尚贤下》亦曰：“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秉持公心，不持己见，不以骨肉、富贵和外貌取人，唯贤是用，因而能使“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进而实现天下归心的一统之治：“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远者归之。日月之所照，舟车之所及，雨露之所渐，粒食之所养，得此莫不劝誉。”（《尚贤下》）日月所照、舟车所至、雨露所润、谷食所养无不称誉贤政，思欲步法贤者。

墨子主张贤人政体的建构要师法先王，对于尧举舜、汤举伊尹、武丁举傅说的圣贤作为，后世明君应“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如此而行“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贤下》）。墨子认为建立新的官场秩序，首先要做到“列德而尚贤”，这是铨选官员的基本准则，与此相应制定严格的官员监察考核制度。墨子主张选任正长等官员要不避亲党、不偏贵富、不以貌取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尚贤中》），“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上》）。贤者一旦获用，就委以重任，施以高官厚禄。但在用贤方面墨子主张不务虚名而注重实效，在政治实践中评估贤者的政绩作为，“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以贤与不肖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贤而有功者上，庸常无为者下。墨子主张按照这种唯贤为政的选人标准，组成国家行政官体，完成天子、三公、诸侯、国君以及正长、乡长、里长等各级行政长官的建制，确保官僚体制的贤良品质和施政效能。可见，墨子的尚贤政体说是对贵族世袭制政体的革命，重塑了西周以来的官僚体制，在人才资源领域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价值平衡，这使墨子政治思想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一）高爵厚禄与贤政力政的权责意识

为政者“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贤中》），他们的举动关乎国运民生，责任重大，而责任和使命都必须在保证行动力和贯彻力的支持下才能完成，世俗世界里的尊重和权威往往来自地位和财富所形成的威势和荣耀。为促进国家体系和社会政治的有效运行，墨子提出要加大对官僚体制的资本投入和权威建造。“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尚贤上》）对于堪当重任的社会精英要使其高贵富有、尊崇荣耀、被众人仰视。因为出于庸常的社会认知，高官厚禄让人与众不同，而且人们总是喜欢钦佩或近于崇拜富人和权势，这种倾向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以及等级差别的基础，因此墨子主张对于各级正长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将贤者置高位、列明堂，然后授以国政、责以大义，使贤者以善施政，以成天下之大利。很明显墨子高规格的尊贤待遇是为了提升执政者的官体权威和行政自信：“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尚贤上》）因为掌权者爵位不高，则民不敬畏；俸禄不厚，则民不信服；决断无力，则民不畏惧，此三者墨子称之为“三本”，“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尚贤上》）。可见，墨子的高爵厚禄不是出于对贤者的赏赐或尊崇，而是授之于器，为贤者施政发令造势而已。不难发现，在墨子尊贤使能的官体框架中，担任行政职务不仅意味着对权势和尊贵的拥有，而是要承担一项严肃而重大的责任，这是墨子政治功利思想的体现。“三本”说包含着制度、实践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爵、禄、权三者在为各级正长彰威造势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存条件和足够的社会尊重，形成一种政治激励，使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政务和职守，完成自身的使命。在深层意义上分析墨子高爵厚禄的官位建制原则，不但符合墨子功利实利的社会伦理要求，而且这一理论也具有超越历史的价值，因为墨子功利主义的事贤方式与当今社会高薪养廉的官体建构理念也极为相似。

墨子置贤高位，也必赋予重任，要求执政者不畏艰难以贤为政、勤政力政，以兴天下之利。墨子特别强调贤者的实际作为能力。《公孟》篇载：“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知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公孟子提出古代以圣王为天子，孔子博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为上圣之人，孔子可以做天子！此论当即遭到墨子批驳，墨子认为孔子德高博学可称圣者，但上智之人必须有行于世，要尊天事鬼，节约财用，福利万民，兼具道德和实践的能力方可称为圣者、智者，方可成为天子。可见墨子更看重施政者的智慧、能力和实际的功业，反对庸政无为。(www.daowen.com)

墨子认为贤人执政的第一要务是“尚贤使能”，组建智慧、贤能、高效的行政体制。“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尚贤中》）墨子认为政治就是高贵的智者（贤士）去治理下层的愚众，“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尚贤上》），墨子认为各级正长要站在国家安危的高度，重贤任贤，多聚贤才，从上至下建构起层层相应的贤人官政体系。在举贤任贤方面墨子尚实用不务虚，《尚贤上》规定了荐拔、录用贤才的标准和原则，首先荐选人才要摒弃个人的私怨与成见，遵循“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的原则，严格认定标准和选用程序，选贤才入官列，以官职授权柄，据功劳定行赏，以功绩授爵禄。墨子把选贤、授官和行赏、分爵等制度明确化、程式化，增加了用贤政策的可行性与操作力，也使墨政官体的建制更具公正和透明的成分。但墨子也警示：君王任贤务要谨慎，确保任用者为真贤。“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出则不长弟乡里。居处无节，出入无度，男女无别。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与谋事不得，举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诛不强。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尚贤中》）墨子提出用贤不当的危害极其严重，一旦贤暴不明、赏罚不公，假贤当道，就会使国家陷入桀纣损毁国家、倾覆社稷的危境。因此墨子提出贤者要谨慎用贤，严于自律，墨子曰“德威维威，德明维明”，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伯夷制定典礼，使人民效法；禹平治江河，为山川定名；稷教民播种，使人勤于耕作。这三位圣君谨言慎行，施利万民，行合于天地之德，彰显万代。尚贤乃为政之本，如果君王、正长能够真正做到自贤亲贤，唯贤是举，那就必然会改变以往以富贵、以谄媚、以亲情求取仕路的陋弊歪习，彻底改变贵族世袭的不良仕风。墨子尚贤使能的进仕原则，不仅对于改进东周以来贵族庸政滥政的仕风大有裨益，对于改善和提升民间舆情和道德认知，造就“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尚贤中》）的社会意识氛围也富有积极意义。基于墨子对自身理论的充分自信，他对贤人政治的美好前景做了展望：“使天下之为善者劝，为暴者沮。”（《尚贤下》）使天下善行得到勉励，暴行得到阻止。“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尚贤上》）墨子确信尚贤之风必然会引导远郊臣属、国中民庶甚至边鄙萌众争相为义，使民风归朴，不可否认墨子尚贤慕义的治政思想对于士众群体所起的激励和教化作用。

墨子认为贤人在位务要勤勉，力政强为。“尚贤使能”是国家的选才原则，而对于入选者要严格考察，因才授职，“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使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尚贤中》），量才而用，使贤者各司所长，国家政治机构也依次建制。墨子提出无论国家处于何种状态，贤人政府都不可懈怠无为，“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尚贤中》）一旦就职入位，贤人必当“竭四肢之力”效命于君王之事，且要终身不倦。在《鲁问》篇墨子曾严正批评尸位素餐的曹公子：“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曹公子官居宋国高位，却不能为国举贤，分财与民，实在是背离了贤者的职守。《公孟》篇中公孟子提出“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的治国思想也遭到了墨子的强烈反对，墨子认为：“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事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墨子认为治政者安于治平、疏于治理则国家混乱，满足现状、惰于行事则国家贫弱，无论治乱国政都不可一日废弛，治理国家必须勤勉不止，居安思危方可长治久安。基于勤勉的职责要求，墨子还规定了各级正长的职位责任，认为当政者要效法古代功烈之士和杰出士大夫的作为。“初之列士桀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非命中》）古代的功烈之士、杰出士大夫之所以声名不废，功垂千古，就在于他们居位谋事、慎言力行，对上直言规谏，对下训导百姓，所以才会得到君长和百姓的称誉。所以，墨子一方面认为当政者应树立起这样的道德操守和担当意识，以付诸实践的作为推进政治社会向好发展；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奋斗和进取的行为也为个体在历史中的定位提供了依据与参照。

墨子的理想政体是活跃和充满战斗力的，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和践行精神。墨子主张革新僵化保守的世袭官僚制，把民生、民意纳入国家政治思维中，为政的根本目的就是扩大民利，消除民害。为此各级正长都要认真履职，及时搜集舆情，上达民意；还要敢于上谏，完善国政，以兴天下之利。另外墨子认为政府和正长必须做到勤奋有为，“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尚贤中》），使谋有所得，做有所成，坚固国家，震慑天下；墨子还提倡为政者的强力作为，《尚贤中》曰：“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为改变国法无威、司政无效的慵政懒政局面，墨子主张上至君王下至邑宰各级官署正长都要“蚤朝晏退”，早出晚归勤勉力行，躬于政务，严于政事，以期实现国家政治清明、刑罚公正、百姓乐业、国家富足的美好局面。而且对于尸位素餐、安富尊荣不思作为者，墨子主张严厉惩罚：“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不仅要剥除庸政者的官位俸禄，还要将其降为贫贱的仆役，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严苛惩罚确实可以达到以儆效尤、警策官场的现实效应，激励政体在积极和有效的奋进中常态运行。

（二）官无常贵，贤贤流通的官体运行机制

对官员的铨选、考核墨子主张“举公义，辟私怨”，“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公正地评价官员的从政能力和执政绩效。墨子认为正长之贤还需要效能的验证，假使行政不力，赏罚不当，“使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倍畔，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从。使断狱则不中，分财则不均”（《尚贤中》）。对于这种行政无能致国家于危难者，必须削夺爵位，罢黜官职。“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亲士》）爵位俸禄授予有功之人，官不养闲，对于不能胜其任者坚决罢黜，“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是与墨子举贤任官制度相辅相成的废官制度。由此墨子不拘规格授官唯贤的进仕制度，与以能定位、罢黜庸常的废官制度相得益彰，形成了墨政上下流通、开放运转的官体流通机制。相对贵族世袭的血缘政治官体，墨子绩能优先用官模式的优越性不言而喻。首先，“能者上，庸者下”的官体制度必然会激励仕官、正长积极从政，严格自律，践道力行，从而促进居仕者的奋发精神、建功意识，这可以看作是墨子官体建构的竞争机制。其次，墨子仕进制打破了贫与富、贵与贱的身份差别，消解了官与民的阶层限制。职位不是天生的，贤能才可出仕，这就为下层民众开启了改变命运、获取尊严与富贵的路径，为低微者的人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最后，墨子对官位终身制的废除意味着对传统官制的革新，此举废除了贵族的政治垄断权，取消了对庸政腐败的容忍度，形成了常态化的官员上下、进退机制，也带来了职业分工和社会阶层的更新与流通，从而保持了官体弃垢纳新的自我更新能力，为国家政治的高效运转提供了生机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