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学者，也是一位政治家，在墨子学说理论中，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治政理念，蕴含着国家建构、政体模式和治政原则等政治内容。墨子的政治思想与西周奴隶制解体、封建政治意识萌芽，以及墨子所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即平民阶层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开拓精神。此外墨家处在战国显学的学术高位，其政治思想具有完备、严密的逻辑层次，并且在思维理念和学说思想方面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突破。但墨子的政治思想并不表现为一个独立的框架体系，而是与其兼爱、尚贤、尚同、非攻、修身甚至节用、非命等道德、哲学思想互相交差、互为体现的，可以说墨子的政治智慧融注到了墨学体系的方方面面，顺应“事势之理”应对现实危机，墨子“由反贵族而尚贤，由息战争而非攻，兼爱为非攻之本，尚同乃统一之方，此墨子于政治方面之主张也”^[1]。墨子把兼爱视为其学说思想的核心价值，是阐释国家、政治、道德等一切社会存在产生的根源，进而提出了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发展的政体建构以及人在政治行为中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衡量体系。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文心雕龙·时序》），从春秋开始历史易轨、政权更迭，应乎时变、革故鼎新成为时代潮流，此时诸子百家风起云涌，政治革命成为时政热点。“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赵蕤《反经》）夏、商、周三代礼法不同，春秋五霸法规各异，时势使然！治天下者不仅要宪章先王、遵循古制，更要因时因势善谋善变，才能救时弊、兴王道，以达天下之治。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管子·霸言》）邹子亦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汉书·严宣传》）都是强调政教法度要因时通变、合时适用。赵蕤通过考察古制，因时适变，总结出三种政治模式：“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反经》）认为治政之道各有所异：行王道者施以教化，行霸道者施以威慑，推行强同之政者在于强制。赵蕤还进一步指出三种治政方式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形态，不可误行误导，否则遗患无穷：“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反经》）在当行霸道之政时推行王道，在当行强同之治时施行霸道，都会适得其反、谬误百出。这就好像等待远在越国识水性的人来救溺水者，请求尊贵之人来救火一样，不切实用。赵蕤阐释的是具有普遍认知价值的政治原则，有史证的基础。但相对于政治策略、权谋之变，墨子超越了赵蕤的历史经验论，表现得更为通达，更富理性。汪中《墨子序》云：“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墨子施政策略方圆各异，治乱有术，无所不及，虽然每有立论墨子也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但这只是墨子托圣贤之名以行其政的手段，并无恢复古制的意图，所以墨子政治思想的建构极为通达，不仅通时变、切实用，而且体现为王者之道、霸者之道和强同之道的融会贯通，三者各有取舍、互相融通，其实用性、适用性都极好地契合了战国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也合乎其兼爱的道德原则和尚同利世的功利目的，可谓志功合一。(www.daowen.com)

墨子的政治思想不以体系呈现，而是散见于墨著诸篇之中，政治是墨学的一个重要论题，研究墨子的学术思想，深析其中的政治、社会、国家思想，可以发现墨子在国家起源、国体建构、政体秩序、政治道德以及国家外交、军事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及独到的见解，其中某些理论还富有原创性质。墨子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