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复归官学，文化专制加强，科举制度也强化了四书五经在士人阶层的影响力；同时明中叶文界兴起的复古之风，也推进了对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读与研究。即便如此，儒学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仍居意识形态的顶层之位，引领百家。另外在明清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初露端倪，这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还带来了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壮大，而代表着“农与工肆之人”阶层利益的墨家思想也因此获得了认可与发掘的时代语境。此外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明代书商整理刻印古籍之风也随之兴起，大量书籍被印刷和出售，儒、墨等诸子书也得以刊刻、整理、校注并加以评议。“据郑杰文考证，自正统年间《道藏》之《墨子》由张宇初编纂以来到崇祯时金堡、范方等评点《墨子》，在276年间，有文字记载的《墨子》刊、校、注、研究等著作共计28种。由于明人刊刻的序跋、评点较多，所以刊刻业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墨子》研究的拓展与深入。”^[33]墨学在学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作《诸子辩》（《宋学士全集》卷27），其中论及墨家：“《墨子》三卷，战国时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号曰《经》。中卷《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号曰《论》。共十三篇。考之《汉志》，七十一篇。《馆阁书目》则六十一篇，已亡《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儒》等九篇，比今书则又亡多矣。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之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之言，又尝爱其‘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于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也？’曰：本二。”宋濂的《诸子辩》，以《鬻子》始，终于《子程子》，对周秦至宋的诸子学说进行辨析，共辩四十子。宋濂是本着廓清异见、尊理证道而作此书的，篇中宋濂儒、墨并举，推崇墨家，大胆地肯定了墨子强本节用的主张，认为孔墨多有相通互应之处，孟子辟墨在于本源之不同。可以说宋濂之说已撇开狭儒之见，能够辩证地把握墨家学说的精密体系和思想意图，弃成见辨真伪，给儒、墨以公正合理的评鉴。明代肯定墨家的还有学者陆稳：“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之下。其与孔并称，宜也。”（《墨子校序》）陆稳认为墨道为人不为己，足以使天下人尊而信之，墨学不逊儒学，当与孔子并称，主张孔墨并用。晚明著名学者焦竑在《墨家小序》中也有评墨之言：“墨氏见天下无非为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此与圣人之道‘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弊也。”^[34]焦竑的评价明显地回归传统，既认可儒、墨学说在济世精神上的相通，又批评了墨家节俭之道的非礼以及爱无差等的弊病。

晚明时期标榜异端、被当政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思想家李贽，反对世俗权威及一切假道学，对墨家却倍加推崇。在《墨子批选序》中李贽曰：“予读墨子，谬为批选，而意其言之可用者如此。”肯定了《墨子》的致世之用，而且李贽直接批驳了孟子批墨的“无君无父”论，说道：“兼爱者，相爱之谓也。使人相爱，何说害仁？若谓使人相爱者乃是害仁，则必使人相贼者，乃不害仁乎？我爱人父，然后人皆爱我之父，何说无父？若谓使人皆爱我父者乃是无父，则必使人贼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异禽兽夷狄人也？岂其有私憾而故托公言以售其说邪？然孟氏非若人矣。赵文肃（赵贞吉）所谓不深考其所自而轻于立言是也。”^[35]李贽不拘传统定论，打破千年的历史鸿沟，大胆质疑孟子的辟墨言论，给墨家学说以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任何学问和思想都有历史和当下的阅读时空。“宇宙和自然根本无所谓有序还是无序，而人却只是把自己能够理解的、对自己有利的世界说成是有序的，而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不能适应的、对自己不利的世界称为混乱和无序的。”（斯宾莎诺《伦理学》）自孟子以来崇儒辟墨的传统定式何尝不是建构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结论呢！千古而下敢为墨家仗义执言者，李贽当为其首：“明言节葬，非薄其亲而弃之沟壑以与狐狸食也，何诬人，强人入罪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36]李贽为文强势有力，矛头直指孟子，揭批孟子先入为主、强加罪于墨，李贽确为离经叛道之人。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焦竑与李贽说：“（焦竑）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焦弱侯问答》）痛斥焦竑、李贽与孔孟的对立。明代如李贽为墨家正名立言者有之，而痛斥墨家者也大有人在，著名学者胡应麟对墨家就极力批判：“翟者固是尧舜，非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而独甘心置喙于吾圣人，何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从。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谓行伪而坚、言奸而辩者。圣王有作，其无逃于横议之刑必矣。”^[37]胡应麟称孔丘为“吾圣人”，卫道立场鲜明，斥责墨家为阴谋论者，行伪言奸，毁谤圣贤，应以横议论罪。这是胡应麟基于儒家的政治高位而诋毁墨家，对墨学做出如此强势、专断的评价。

“清军入关后，虽然仍是孔儒独尊，但由于士人远离政治与民族意识的讨论，文人们主观上远离政治，他们著书立说，渐渐走上了循经求义的路子。”^[38]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清前期《墨子》文本的校勘整理得到重视，由顺治至乾隆年间，相继有马骕的《墨翟之言》、傅山的《墨子大取篇释》和陈梦雷、蒋延锡的《墨子考汇》等著作问世。到清中叶随着“乾嘉之学”即考据学的兴起，儒家经典、诸子学说、程朱理学、历代典籍、文献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墨学的关注度也随之提升，校注、整理、研究墨家的著作数量大增。“清中期墨学著作整理出现了刊本、校注本9种：纪昀等四库抄本《墨子》，汪中《校陆稳刻本墨子》及《墨子表微》，毕沅《墨子注》，张惠言《墨子经说解》，顾广圻的《校道藏本墨子》，丁杰、许宗彦的《墨子经说校本》，许宗彦《许校墨子》、黄丕烈的《校墨子》。”^[39]这些刊本大多注重对墨著的文本校勘，匡正义理，不仅补正阙误，还附个人评论，为后世墨子、墨学的研究提供了文史、文献的资源。此外此期还出现了从音韵学角度研究《墨子》的著作，如姚文田的《墨子古韵》以及江有诰的《墨子韵读》。由于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的影响，因此此期的墨学研究呈现重考据、校注而疏于义理致用的倾向。

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毕沅的《墨子注》是流传下来最早的《墨子》注本，其《墨子注叙》曰：“世之讥墨子，以其节丧、非儒说。墨者既以节丧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翟之言也。”毕沅提出儒、墨两家的互诘、非难缘于周制与夏法的道统不一，故不相为谋；而诋毁孔子也不是墨子的初衷，是墨家后学矫枉过正的极端行为。为此毕沅还举证墨家在论及孔子时的前后矛盾表现，以证非孔不是墨翟本意，“案他篇亦称孔子，亦称仲尼，又以为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是翟未尝非孔”^[40]，指出在墨家著作中既有直呼孔子名讳的不恭言语，又有“孔子之言亦当而不可易”的推赞之辞。毕沅认为儒、墨之争归根到底在于起源不同而导致的学术争辩，后世两家的交恶、互诘皆是偏离学术的狭隘之见。清中期目录学家孙星衍颇认同毕沅的观点，在其《墨子注后叙》中说：“墨子与孔异者，其学出于夏礼。司马迁称其善守御，为节用。班固称其贵俭、兼爱、上贤、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长，而皆不知墨学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训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识过于迁、固。墨子有节用，节用，禹之教也。”“若览其文，亦辩士也。亲士、修身、经上、经下及说凡六篇，皆墨自著。”^[41]孙星衍认为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班固皆未能考证墨家的起源以及儒、墨的学术关联。孙星衍对于淮南子墨起于夏禹之说颇为认同，并考证了墨子的著述。此期另一位史学家汪中对儒、墨之争的评论也较为公允：“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当日言之，则孔子鲁大夫也，墨子宋大夫也，其位相垺，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汪中《墨子表微》）汪中品儒论墨，辨其渊源，认为孔墨同处乱世，其位相垺、其志相似，各自著书立说而道术不同，故墨诬儒、儒辟墨皆属学术流派之论争，是学术、学者在寻求参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的正常行为，无有高下之别。汪中的这种观点虽不能称为至公至正，但也体现了立言的勇气，具有鲜明的崇墨色彩。此外汪中对墨家尊圣贤、主道德，兼爱节用的利世主张也极为赞赏：“（墨子）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民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述学》），汪中对墨家的评论堪为知己之论，《述学》篇汪中还对墨家显学的地位进行了再次确认：“《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杨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际而微。”认为战国九流百家能与儒家同尊者唯有墨家，杨朱与墨家并称实为不伦，作为战国显学墨家确实是实至名归，汪中对墨家楚汉而衰的命运深感惋惜。虽如此，也可见汪中论墨亦未完全跳出援墨注儒或援儒注墨的窠臼，有时不免以儒家的政治和舆论影响力来提升墨学的地位。汪中的崇墨言论自然会遭到当时经学大师们的攻击，翁方纲《书墨子》一文道：“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写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42]不仅翁方纲视汪中为“名教之罪人”，同时期大力批墨者还有张惠言：“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舜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故虽他说之悖于理，不安于心者，皆从而则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43]张惠言从根本上否定墨子学说，视墨学为异端，并赞扬孟子辟墨切中肯綮，只攻墨家兼爱之本，是破其源诛其心，故其节用、非命、非乐等说皆不攻自破。张惠言的思想代表了清中叶士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

学术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语境，清中期以后，因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墨学研究也开始转向自然科学、科技领域，墨学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如邹伯奇的《学计一得》就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墨子》著作，书有“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的大胆放言。冯涵初的《光学述墨》、殷家隽的《格木补笺》、张自牧的《瀛海论》及《蠡测危言》、王仁俊的《格古致微》等著作都开始关注墨家学说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技艺方面的成就及价值，可以说墨学开始得到全面的关注与研究，墨学开始走向复兴。

清后期墨学研究发展迅速，有关墨著整理、校订、研究的书籍大量出现，如洪颐煊的《读墨子丛录》、王念孙的《墨子杂志》、俞正燮的《墨学论》及《墨子四则》、杨绍和的《校旧钞本墨子》、魏源的《墨子章句》、戴望的《墨子》及《墨子校记》、苏时学的《墨子刊误》、邓云昭的《墨经正文解义》、俞樾的《墨子平议》、张文虎的《墨子随笔》、陈澧的《墨子读书记》（在《东塾读书记》中）、谭献的《校墨子》及《批校墨子》、王树柟的《墨子斠注补正》、吴汝纶的《考定墨子经下篇》、陶鸿庆的《读墨子札记》、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杨葆彝的《墨子经说校注》、李宝洤的《墨子文粹》、王闿运的《墨子注》、曹耀湘的《墨子笺》、沈湛钧的《墨子经说校正集解》、吴汝纶的《点勘墨子读本》、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王景曦的《墨商》、胡兆鸾的《墨子尚书古义》、郑文焯的《墨经古微》和《辑注王闿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及《批校张皋文墨子经说解》、孙国仁的《墨子引书说》、刘师培的《墨子拾补》、于鬯的《墨子校书》、王仁俊的《墨子经说疏》及《墨子佚文》、张子高的《墨经注》、栾调甫的《名经注》等。^[44]此期墨子的研究、整理成果卓著，可以说是对前期墨学研究的大汇集、大总结，不但在《墨子》校勘、校注和音韵、义理方面的研究大有推进，而且对前人较少涉足的四篇《墨经》以及《大取》《小取》篇，也进行了深入的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墨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提高了《墨子》一书的适读性。此期研究者中不乏质疑传统、挑战主流学术思想和崇儒抑墨传统观念的，如曹耀湘《墨子笺》中就有对孟子辟墨的反驳：“墨子之学，其为儒者所诋訾，在于兼爱。孟子至比之于禽兽，以为无父。究其实则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尽利也。人必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万物犹一体，然后可以得亲顺亲，为人为子。故《孝经》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曹氏为兼爱正名，认为兼爱乃是以忠孝之理推行仁爱之道，只有实行兼爱，才能国为一体，民为一家，才能实现孔子主张的仁爱、人道的社会理想，从而反证孟子辟墨之谬。曹耀湘还论及墨家经书，认为《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六篇皆为辩经，《大取》为诸篇之要，墨家宗旨寄托于此。曹耀湘分析《墨子》诸篇：“凡墨子之说，其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恶者三端：节葬也，非乐也，非儒也。有为儒家所排斥，世情不以为恶者，兼爱也，非命也。有为世情所畏恶，而儒家不以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节用也。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违乎世情者，则尚贤也，天志也，明鬼也，与夫亲士贵义修身之说，皆是也。”曹氏认为墨家学说尚实高义，虽“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违乎世情者”，但却屡遭儒家排斥，为世情所不容，“既与人情有违，则行之不能无窒；与儒术有异，则言之不能无争。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内圣外王之术，思以易天下；故必为辩经，博及万事万物之理，穷其源而竟其委；使天下后世咸晓然于易知简能之故，则亦有不得已焉者矣。其宗旨则略具于此篇，所辩者大，故曰大取也。”曹氏认为墨子作辩经六篇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为驳斥儒家及世俗非墨者而作墨辩，墨辩在于申述墨学、墨道，使天下之人知之晓之，进而能乐之行之。墨道的推行寄意于《大取》。此论确为曹耀湘所独创，不论其可证度如何，曹氏之说对后世墨学研究的启示和开拓意义不容置疑。(www.daowen.com)

秦汉以降墨学由显而微，但两千年来墨学研究从未消歇，如学者陈柱所言：“墨学自孟子辞而辟之之后，晦暗两千余年；虽唐之昌黎，一倡其学，以孔墨同视，而世亦莫之应。以至清乾嘉之间，汉学盛行，注经者已次第臻于极盛；故学者又别开生面，以治子书；而墨子始为人所注意。然犹多不敢显称墨子，以违孟子。唯汪中独以墨之诬孔，犹孟之诬墨为说。则已受孟学极盛之反响矣。至于清末，文网已弛，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墨子；梁启超等著书且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之中天矣。”^[45]不可否认，在寻求突破与发展的晚清社会，墨学的内涵和价值获得了重新的审视和解读，但即便如此，守中持正、举孔孟而力毁墨家者，也并未完全息声，如柳诒徵的《读墨微言》和孙德谦的《释墨经说辨义》篇皆可为代表。柳诒徵亦然坚守崇儒辟墨的老规：“墨子之道，本自不能通行。自战国以来，墨学久绝者，初非举数千年若干万亿人，皆为孟子所愚，实由墨子之说，拂天性而悖人情，自有以致之耳。”到了儒学渐微的晚清之世，柳诒徵还以“拂天性而悖人情”的陈腐论调排斥墨家，可见孟子辟墨的流响确实深远。孙德谦更是质疑《墨经》中的科学思想：“然形光诸学，近世乃闻；墨子远在战国，岂已预知之乎？”孙德谦的顽固保守可见一斑。

晚清时局内忧外患，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家国使命使士人阶层开始面向西方，反思历史，并重新阐释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孔孟之学受到公开的批判和质疑，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从传统的子学中汲取精神力量，发掘救国良策；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以科技军事强国，一方面借鉴西方发展成果，另一方面开始审视中国文化中的科学元素，《墨子》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军事科技思想开始受到关注。在此种背景下，墨学的经义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墨学经义研究者如晚清经学大师黄式三，作有《读毕校墨子》一文，黄式三本人仍然持孟子立场，斥责墨家为荒谬之说：“《汉书·艺文志》于墨者取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谓孔墨必相为用。宋姜氏弥明作《广原道》，言周衰，兼爱之道微，为我之道胜。兼爱之篇，前人有取之者。而汪容甫为毕氏校是书，遂谓孟子之斥兼爱为墨子之受诬，则不可也。夫墨氏以泛爱兼利为急而短其父母之丧，亲亲仁民不分次而亲亲之道不厚，以尚俭节用为务而薄其父母之葬，爱物亲亲不分次而亲亲之道尤薄，爱无差等，固墨家之说之谬。”（《儆居集》卷四，见清光绪十四年刊《儆居遗书》本）黄式三梳理前代墨评，坚持辟墨成规，力反兼爱，斥墨说为荒谬之谈。而晚清名臣曾国藩精研学术，深许墨学，自言：“吾学以老庄为体，以禹墨为用。”（《日记》）还有晚清另一位经学大师孙诒让，可谓知墨、达墨者，其所著《墨子间诂》为清代注墨的权威之作。

《墨子间诂》中“间”字有缝隙之意，又引申为参与，如“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曹刿论战》）；“诂”《说文》释曰：“训故言也。”可见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于阐发《墨子》经义、正其训释也。《墨子间诂》是历代墨学整理与研究的集大成之著，俞樾为《墨子间诂》作序，极尽溢美之词：“于是瑞安孙诒让仲荣，乃集诸书之大成，著《墨子间诂》；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衇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是书也。”肯定了孙诒让整理历代墨学研究文献的功绩，孙氏查缺补遗，厘定是非，特别是对《墨经》诸篇的释读，开前人所未有，功莫大焉。孙诒让如此大功于墨学，或缘于他对墨子人格和事业的折服：“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于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义，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墨子间诂序》）基于对墨子的推崇，孙诒让认为墨学不可废，并且认为置于战国一大乱世儒家不足以独撑天下，只有儒、墨联合方能安内攘外，建立太平天下。“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孙诒让对墨家的隔代之论，虽无法验证墨学在战国时代的实际效应，但其安内攘外之说确实可与晚清时局形成映照。孙诒让还将对墨家的评价置于百家争流的语境，认为“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其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迹过之。”（《墨子间诂·墨子传略》）认为儒、墨无高下之别，而墨子之才高于韩非子，仁厚过于吴起、商鞅，质实超过鲁仲连，赞墨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对于孟儒众口所非的兼爱，孙诒让亦予以坚决地肯定：“墨氏兼爱，固谆谆以孝慈为本，其书具在，可以勘验。”^[46]孙诒让肯定墨子的兼爱就是孝慈，就是忠孝，这是对孟子“无君无父”说的有力反驳。晚清思想家章太炎在其《检论·原墨》一文中也为兼爱辩护：“诋其‘兼爱’而谓之‘无父’，则末流之噧言，有以取讥于君子，顾非其本也。……夫墨家宗祀严文，以孝视天下，孰曰无父！”^[47]孙诒让、章太炎对墨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兼爱都予以充分的肯定，而且是从儒家的忠孝思想来肯定墨家的兼爱主张，体现了晚清学术思想的包容性以及传统文化和合、融通发展的趋向。

《墨子间诂》后附录张惠言的《墨子经说解》后序，序曰：“当孟子时，百家之说众矣，而孟子独距杨、墨。今观墨子之书，经说，大取，小取，尽同异坚白之术，盖纵横、名、法家，惠施、公孙龙、申、韩之属皆出焉。然则当时诸子之说，杨、墨为统宗，孟子以为杨、墨息而百家之学将销歇而不足售也。独有告子者与墨为难，而自谓胜为仁，故孟子之书亦辩斥之。呜呼！岂知其后复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乐、节葬。此三言者，偶识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爱之言曰：‘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聪明耳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强，相为动宰。’此其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故虽悖于理，不安于心，皆从而和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断然被之以无父之罪，而其说始无以自立。”张惠言对墨家学说溯源分流，指出战国学术以杨、墨为统宗，纵横、名、法诸家皆出于墨学，由此孟子认为“杨、墨息而百家之学将销歇”，于是“擒贼先擒王”，孟子从辟墨开始，孟子辟墨又切其要害，直攻兼爱，故使墨学无以自立，沦为绝学。张惠言评墨家虽仍以儒家为正宗，但分析墨家始末敢发一家之言，于儒、墨之间持论也较为客观、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