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墨学依然保持着在野的学术地位，但士人言儒必言墨，辟墨以证儒，墨学的负面利用反而为其赢得了存在的空间。当时对墨学肯定者多指向墨子的利他人格和牺牲赴义精神，如北宋张舜民诗中所道：“履穿袍敝突不墨，辞币与粟甘清贫。”（《书节孝先生事实於先生诗编之后》）诗中对墨子的俭用与厉行，不掩钦佩追慕之情。但总的说来，宋代对墨学思想体系、学说价值的发掘和研究并未有明显的助力，墨学还停留在衬儒、证儒的下层语境。在这方面欧阳修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一方面是欧阳修对墨家客观辩证的评价，欧阳修《崇文总目叙·墨家小叙》曰：“墨家之言贵俭，此其所行也。孟子之时，杨与墨，其途塞，孟子以墨子之术俭而难遵，兼爱而不知亲疏，故辞而辟之。然其强本节用之说，亦有足取者。”欧阳修虽认可孟子评墨立场，但也肯定了墨子“强本节用”说的利世功效。另一方面欧阳修站在儒家卫道立场，以儒家自居的合法性斥责墨家为致乱之源：“昔战国之时，杨、墨交乱，孟子患之而专言仁义，故仁义之说胜，则杨、墨之学废。”^[25]认为墨家与杨朱之学不讲仁义，故不能传世，这种言论与欧阳修政治革新的实用需求有关，但也体现了他对孟子辟墨观念的承继。后来的苏轼延续了欧阳修的立场，强调儒、墨学说的对立，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言：“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欺骗君王）。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是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苏轼依然遵循历代崇儒的史家成规，肯定了孔子作《春秋》和孟子辟杨、墨的政治导向和学术引领价值。苏轼认为孔子以后孟子宏大儒学，力批申、韩、杨、墨，有匡扶道义、力挽狂澜之功。秦代申、韩以法害政，致使秦失天下，民不聊生。苏轼甚至认为杨、墨之祸甚于申、韩，“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可见苏轼视杨、墨与申、韩同出一流，是毁政乱道、伤民害国的异端邪说。相反苏轼认为孔子是崇高的圣贤，孟子也可比肩夏禹，这是对前人墨学起源夏禹之说的全然颠覆。王安石对墨家的态度与欧、苏相同，但批墨的方式、方法较为独特，其《杨墨辩》篇对杨、墨一同批判，但对两家批判的角度又有不同：“杨、墨之道，独以为人、为己得罪于圣人者，何哉？此盖所谓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也。是故由杨子之道则不义，由墨子之道则不仁，于仁义之道无所遗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圣人之徒欤？二子之失于仁义而不见天地之全，则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则又有可论者也。杨子之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杨子之道，虽不足以为人，固知为己矣；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知其不能也。呜呼，杨子知为己之为务，而不能达于大禹之道也，则亦可谓惑矣！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适所以为天下害患也，岂不过甚哉？故杨子近于儒，而墨子远于道，其异于圣人则同，而其得罪，则宜有间也。”（《王安石文集》卷68《论议》）王安石认为杨、墨之道都失于仁义，杨朱为己不能达于圣人之道，但墨子之道“未足为己”“志已在为人”，大而不经，废亲疏而以天下为己任，不仅不能利人，反而成为天下之大害，故而墨家危害甚于杨朱。显而易见，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人的学派评价有宋代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的是非标准，也不排除这些评价出自他们博采古今、洞察经学的学术造诣。但儒、墨、道、法等诸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评判不能以此定论，还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和学术发展的格局中来阐释。

南宋依然延续崇儒辟墨的立场，杨、墨并批，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是理学大师朱熹，在《墨子》篇中朱熹力斥：“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矫伪，不近人情而难行。孔墨并用乃是退之之谬。”^[26]朱熹基于证道的理学立场，辟墨实属正常，他不仅视墨学为邪说、伪学，还认为韩愈的“儒、墨互用说”是大错而特错的不刊之论。对杨、墨之学朱熹视为仇雠，但作为学问家的朱熹对杨、墨的个人评价还是通达和理性的，在《朱子语类·程子之书》中朱熹提出：“正心诚意以后事。”朱熹认为欲成就大事的君子首先要存端正之心，意念诚实，基于此他引程颐话评价杨、墨：“伊川谓：‘虽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杨、墨何尝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义刚。”朱熹肯定杨、墨做事的动机端正，但主张不合人情事理。朱熹提到的南宋理学家大师程颐也是从心性学的立场评价墨子：“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学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27]认为墨子道德高尚，但墨学却偏离了正道。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又曰：“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韩愈）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程颐虽然在道德人格上赞美墨子，但依然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认为杨、墨学习仁义不得其道，以致沦落到无君无父的境地，程颐也反对韩愈的儒、墨互融并用之说。南宋时期批墨的学者尚有王令、高似孙等人，王令言“墨翟固有罪”，为“天下之大害者”^[28]；高似孙在其作《子略》篇亦言“墨之为书，一切如庄周、如申、商、如韩非、惠施之徒，虽不辟可也。唯其言近乎伪，型近乎诬，使天下后世人尽信其说，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是以不可以不加辟也”^[29]，高似孙认为墨家之言近乎伪言诬语，危害天下甚于申、商、韩非子之徒，不可不加以痛批。

“总之，宋儒虽然不避谈《墨子》书，但其‘辟墨’思想却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他们评墨已趋于平心静气的学术分析（如朱熹、欧阳修等人），对于《墨子》中的思想和杨朱已区别对待，但援墨注儒贯穿于宋儒研究《墨子》的始终，阐释《墨子》即为援墨注儒的目的始终未变。”^[30]在宋代的文化意识场域，墨子及墨学始终处于在野的衬托地位。(www.daowen.com)

宋元之际著名的史学家马端临著有《文献通考》一书，其中《墨家考》一文并提杨朱和儒、墨并兼而论之：“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语之不详，其流弊遂至无父无君。正孔子所谓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谓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31]马端临的批评立场相对开放，认为杨朱、儒、墨从源头上讲皆本仁义、主道德，但其主张大而不当，阐释不够精严，在发展过程中又偏离正轨，陷入无君无父的道德困境，并以不实之论蛊惑人心，其学说“似是而非”，不过是“淫声美色易以惑人者”，并建议“深锄而力辩之”。马端临也持儒家卫道立场，但已无意气之争的成分，他对墨家、杨朱之说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元代的黄震再评韩愈的儒、墨论：“墨子之尚同，谓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与孟门所谓如其不善而违之违正相反。”“墨子之言兼爱，谓法其父母与法其君皆为法不仁，当法天。与孔门所谓孝弟为仁之本正相反。”“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用孔子。”（黄震《黄氏日钞》）“黄震就韩愈之说，对墨家学说与孔孟儒家论说的相异点做了详细的比勘与评说，最后得出与韩愈相反的结论：‘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用孔子。’”^[32]黄震阐明了儒、墨学说的分歧所在，但并未继承孟子辟墨的观念。黄震的立场代表了易代之际儒学松弛后，士人阶层对传统学术与文化在史学意义上的全面思考与评价，卫道的色彩有所减弱。

在元代，儒学独尊的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较前代削弱，学术信仰多元并行，而且由于元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分化政策，使汉人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科举无途，处于“九儒十丐”的社会底层，所以统治者虽宣扬以儒治国，但意识形态领域正道的风气并不浓，因此并未形成前代弘儒辟墨、排斥他学的学术氛围。元代关于墨子著作的整理，可见者为陶宗仪《说郛》中的《墨子节抄》，《说郛》卷三下还载有《诘墨》篇，是记载孔鲋对墨子非儒言论一一加以驳斥和反击的篇章，陶氏基本持中立的学术评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