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结束了近300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建了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但因隋朝历时较短，文化学术建构未成规模体系，关于隋代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发展情况只能从唐代魏征等人编撰的《隋书》中加以考证。相关墨子、墨学及墨著的文献资料也见于《隋书》及其中的《经籍志》部分，《隋书·经籍志三》记载了墨著的流传情况：“《墨子》十五卷、目一卷（[注]宋大夫墨翟撰）。《隋巢子》一卷（[注]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注]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右三部，合一十七卷。”此外还有对墨家学派的溯源及学派宗旨精神的概括：“墨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上述尧、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粝粱之食，桐棺三寸，贵俭兼爱，严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汉书》以为本出清庙之守。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师‘掌立国祀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愚者为之，则守于节俭，不达时变，推心兼爱，而混于亲疏也。”（《隋书·经籍志三》）可见隋代对墨家的认知和评价基本上没有超越两汉和魏晋的学术范畴，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其职分本位造就影响了墨家的学术精神和学派特色，对墨家的节用和兼爱说也不加认同，认为不切世用。

此外，《隋书》还在四处记载了当时人对墨家的评价，分别见于《隋书·李德林列传》《隋书·王贞列传》《隋书·潘徽列传》《隋书·艺术传》，作为史实或佐证出现，其中有“卿道冠鹰扬，声高凤举，儒墨泉海，词章苑囿”（《隋书·王贞列传》）、“刑名长短，儒、墨是非”（《隋书·潘徽列传》）之说，《隋书·艺术传》曰：“语医，则文挚、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者，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咸诣幽微，思侔造化，通灵入妙，殊才绝技。”把墨子列为技巧类学者。《隋书·经籍志三》在论及杂家时说：“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这里亦是儒、墨同提，以说明杂家杂取儒、墨等众家而自立宗旨的学派风格。可见至隋代学界仍承袭传统：儒、墨同称并列，只是没有出现非此即彼的明显对立。同时《隋书·经籍志》医方类又有《墨子枕内五行纪要》一卷，亡佚，可知隋代对魏晋道教将墨子附会成仙人之说亦有承继。

隋亡以后代之而起的唐王朝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多元开放，儒、释、道各家文化竞相辉映，互动发展。墨学虽非当时学界关注阐释的焦点，但因其与儒学、杨朱等的历史学脉渊源，也一并进入了盛唐文化学术、社会伦理意识角逐与重建的舞台，亦多以儒、墨并提共议的形式出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将墨家收录子部。唐贞观时期，魏征、虞世南等所编《群书治要》中列有《墨子治要》篇，惜已随《群书治要》亡佚。唐高宗时著名学者赵蕤，兼通道家与纵横之术，所著《反经》为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大成者，为统治者提供资政借鉴，《反经·是非》篇有一段关涉墨子的议论，是曰（正方）：“神农形悴，唐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此段文字作为正方的立论，提出神农面容憔悴，唐尧瘦弱不堪，虞舜皮肤黝黑，夏禹手足磨出老茧，庖厨出身的伊尹辅佐成汤得到天下，屠牛的吕望辅佐武王打下江山，墨翟四处奔走，无暇饮食，孔子奔走列国席不暇暖；这些人憔悴自苦都不是为一己之利，而是要除天下之害，谋万民之利，这是正方的观点。接着赵蕤又以反方议题反驳正方，非曰（反方）：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尧舜然，故谓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尧禹以身徇天下，谓之‘桎’者，不亦宜乎？”反方引述李斯劝导秦二世的话加以申述，说明君王坐拥天下，就要以威势震慑民众；如果君王处富贵而不享乐，就是以天下为桎梏，拘禁自己，尧舜即是如此。赵蕤此段辩文正反对举，例证丰富，而又不持立场，站在万物正反相生的哲学高度，多角度反思历史过往中的人与事，以史鉴世，可谓精辟独到。作为《反经》的史证资料，墨子及墨家还多处被引证，可见墨学在唐代的学术关注度已得到提升。

相对于赵蕤对墨家的客观态度，中唐儒家学者对墨学的评价就显得复杂而多面了。《旧唐书》列传卷第一百一十末有史臣曰：“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19]《旧唐书》赞扬韩愈、李翱于中唐世衰道溺之时，抑杨、墨，排释、老，倡导儒学复兴，虽未成功，但卫道立言以端视听，功不可没。《新唐书·韩愈传》卷末亦有论曰：“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20]《新唐书》亦力赞韩愈排斥杨、墨，恢复儒学地位的盖世之功，使后世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由此也奠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不朽地位。韩愈继承了孟子“尊儒辟墨”的儒家传统，而且辟墨多是杨、墨并提并批。《进士策问十三首》里韩愈言曰：“夫子既没，圣人之道不明，盖有杨、墨者，始侵而乱之，其时天下咸化而从焉。孟子辞而辟之。”韩愈既表明了自己继往圣的学术立场，又申明要以孟子为标杆。此外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亦警示后学：“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告诫弟子学圣贤之道必自孟子始，其余杨、墨、老等皆非正道，不可涉足。显然韩愈已将其政治立场强加于学术，试图在中唐衰世重建儒学独尊的一统地位，并以儒学的复兴再造大唐盛世。因此韩愈将一切文化道德、社会秩序的破坏与失去，都归之于杨、墨之学的肆行，韩愈《与孟尚书书》一文：“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拒杨、墨者，皆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21]站在儒家道统之上，韩愈对杨、墨之学大加讨伐，将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夷狄横行、秦代焚书坑儒、汉世儒道乖隔的种种罪恶都加诸杨、墨，认为杨、墨之过罪不容诛。韩愈对杨、墨诋毁的狠辣不亚于孟子，但这也并不表示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的全盘否定。作为学者型的政治家，韩愈还是具有学术理性和包容精神的，在《读墨子》篇中韩愈一反对墨家的激烈批判，儒、墨对举，提出了儒、墨同构相生的理论：“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22]放下居高临下的学派优越感，韩愈从源头上挖掘儒、墨学说的同源、同旨性以及在价值归属上的一致取向，认为儒、墨两派虽存在学说志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但却在更高远的思想层面深度契合、融通，可谓殊途同归，不分高下。而且韩愈认为“辩生于末学”，儒讥墨、墨非儒都是儒、墨后学偏离旨规的不理智行为，说到底“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诚哉斯言！抛开韩愈的诋墨言论，他的这种认识确实高出孟子。(www.daowen.com)

中唐时期与韩愈一起主持政治革新的柳宗元，一生好佛，却又积极复兴儒学，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体系，在他的思想中佛、儒具有同尊的高位。柳宗元以佛家虚静明朗之心观照万物，所见无不俗杂，杨、墨、黄、老莫不如是。柳宗元于《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篇云：“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23]柳宗元认为孔子以后世议纷扰，杨、墨诸说丧其本实，只有佛家思想发扬儒学精理，所谓“释之所疏，孔孟之精也”，认为佛、儒同道，皆以佐世为务。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曾就韩柳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韩以排佛为名高”，“柳虽尊儒，而不排杂家”，韩柳一同倡导复兴儒学，韩愈力排佛教，曾因“谏迎佛骨”事件获罪，站在同样政治立场上的柳宗元，却笃信佛教，而且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取舍也不同于韩愈。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云：“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杨朱、墨翟、申不害、商鞅）、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24]对此章士钊分析：“盖孔子殁后，杨、墨、黄、老分裂其术而浮屠承其后，此教义发展程序必如是，而各教皆返本而统归于儒。”（《柳文指要》）柳宗元认为传统学术推其根源皆为一家，老子为孔子异流（变异），杨、墨、申、商为孔学分支，佛学已承继儒学，尊儒学为万教之源、学术之宗。由此可见韩柳尊儒、崇儒的立足点是不同的。

关于中唐时代对儒、道、墨、释等诸家的历史定位与评价，宋代释智圆《述韩柳诗》分析得极为深切、到位：“退之排释氏，子厚多能仁。韩柳既道同，好恶安得伦。一斥一以赞，俱令儒道伸。柳州碑曹溪，言释还儒淳。吏部读墨子，谓墨与儒邻。吾知墨兼爱，此释何疏亲。许墨则许释，明若仰穹旻。去就亦已异，其旨由来均。后生学韩文，于释长狺狺。未知韩子道，先学韩子嗔。忘本以竞末，今古空劳神。”释智圆从佛家立场大处着眼，认为韩柳俱伸儒道，异途同归；诗中质疑韩愈既然认同儒、墨同源，而墨、释又同主兼爱，“许墨”则当“许释”，韩愈何以许墨而斥释？可见，以偏概全圣贤亦难免，理解是一切解读的前提，处在相同的时空，面临同样的际遇，而且以相似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去干预时代，表达一个同样的时代主题，也难免在表达形态和述说语境上存在差异，但其终极的价值和指向都是相融合一致的。站在哲学和历史的深层高度分析，儒、道、墨、释具有终极价值的同源与同归属性。